我最后一次去矿区是结婚前一年。车窗外的杨树梢在后退，像谁在撕一本旧日历。邻座的大姐啃着煮玉米，问我去哪儿，我说去看我爸——他在矿区派出所干了三十年，退休后还住在那片红砖楼里。
大姐哦了一声，说："现在矿区早不是样儿了，你爸那辈儿人啊，守着个山坳坳，图个啥？"
我望着窗外渐次升起的灰白色山影，想起十六岁那年夏天，也是这样的火车，把我从县城甩到这个离城两百公里的地方。那时候换车要坐四趟，道路也不好走，坐在车里头有一点象超市门口那个摇摇车，我攥着母亲塞的煮鸡蛋，看车窗外的荒滩慢慢变成山坡，山路盘旋像一条蛇爬进山谷，最后在一片红砖楼前停住——那是矿区的家属院，我爸的派出所就在家属院斜对面，门口挂着褪了色的"人民公安"木牌。
一、山坳里的派出所
父亲总说他选这儿是因为"离家远"。
他大学读的是劳动大学，按理说该回县城当个农业技术员，可毕业分配那天，他抱着档案袋跟人事科长拍了桌子："我要去最偏的矿区。"后来我才知道，那年头矿区是香饽饽，国家正搞资源开发，矿务局招工都挑着大学生往山里送。
我第一次见父亲的工作场景是在七岁。母亲带我来矿区过暑假，派出所里飘着煮白菜的香气，父亲坐在木桌后写笔录，钢笔尖在纸上沙沙响。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警服，肩章磨得发亮，见我来，从抽屉里摸出颗水果糖，糖纸都泛了黄。
"小同志，来办业务？"他逗我。
我盯着他胸前的警号，突然拽他衣角："爸，你为啥不回家？"
母亲在旁边笑，说："你爸说这儿需要他。"
那天傍晚，我跟着父亲去巡矿。山风卷着煤尘扑过来，远处的矿井像巨兽的嘴，吐着白汽。父亲指着山坳里的灯光："你看，这些灯都是矿工家的，他们挖煤，我们守夜，就这么简单。"
二、淘金者的潮水
九十年代初，矿区的潮水涨起来了。
先是来了些穿喇叭裤的外乡人，扛着铁锹和镐头，蹲在矿务局门口啃馒头。他们管自己叫"淘金者"，说矿区的煤层底下藏着"黑金"。父亲说，这些人里有一半连矿脉图都看不懂，纯粹是听人说"挖煤比种地来钱快"。
派出所的铁栏杆外常蹲着这类人。有回我跟着父亲值夜班，看见个穿破棉袄的老汉，蹲在墙根啃冷馍，见警察就笑："同志，借个火？"火借到了，他从怀里摸出块黑黢黢的石头，"你看这成色，挖出来能换三间大瓦房。"
后来才知道，那是煤矸石。
矿区的繁荣是从1992年开始的。运煤的卡车排成长龙，把山路压得坑坑洼洼；家属院的空地上支起了录像摊，《古惑仔》放得震天响；小卖部的货架上摆了健力宝和南方黑芝麻糊，玻璃罐里的橘子瓣糖总也不够卖。
但潮水来得快，退得也急。
三、没赚到钱的冬天
父亲说，年底的派出所最热闹。
那些淘金梦碎的人常在雪夜里撞进来。有回凌晨三点，值班民警老张拍醒我爸："老周，来个人，在煤场偷东西被抓了。"
那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脸上沾着煤灰，裤腿结着冰碴。审问时他哭，说家里盖房欠了债，老婆孩子等着吃饭，听说矿区能挣钱，跟着同乡跑了三百里路，结果矿场停工，工头卷钱跑了，他饿极了，偷了堆废铁想换点钱。
"同志，我就是想回家......"他搓着冻红的手，指甲缝里全是黑泥。
父亲给他倒了杯热水，水凉了，他又续上。最后年轻人被送进了拘留所，走的时候说："叔，等我出来，再也不来这鬼地方了。"
类似的故事实在太多。后来父亲整理案卷，发现九三年到九五年间，因"盗窃""抢劫"被拘的人里，有一半是外乡来的淘金者。他们的家乡在河南、山东、四川，来时揣着娶媳妇的钱，走时只剩一张皱巴巴的车票。
四、回不去的故乡
矿区的人像候鸟，来了又走。
我上初中那年，家属院搬来户新邻居。男的姓王，是矿上的电工，媳妇刚生完娃，总在院子里晒尿布。王师傅爱拉二胡，《二泉映月》拉得凄惨，我妈说他以前在老家教音乐，为了给闺女治病才下了矿。
后来矿务局改制，王师傅下了岗。有天我放学回家，看见他蹲在楼道里抽烟，脚边堆着铺盖卷。"娃她妈跟我闹，说要回湖南老家。"他用脚踢了踢铺盖，"可回去能干啥？地早分给别人了，闺女的病还得花钱......"
再后来听说，王师傅没回湖南，跟着老乡去了新疆挖煤。再后来，就没了消息。
这样的故事在矿区太多了。有人发了财，在县城买了房，逢年过节才回来；有人伤了腿，坐在门口晒太阳；更多的人像断线的风筝，飘在外面，再没回来过。
五、随意的岁月
矿区的感情像山风，来得快去得也快。
我上高中时，派出所的刘阿姨跟丈夫离了婚。刘阿姨是南方人，长得白净，以前总穿碎花裙。离婚那天，她抱着个布包来派出所，里面装着结婚证和几封信。父亲给她倒了杯茶，说："想好了？"
"想好了。"她咬着嘴唇，"他在矿上跟别的女人好上了，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后来刘阿姨嫁给了矿上的运输队长，又过了两年，听说运输队长在外面有了相好，她也走了。临走前她来派出所跟父亲告别，说："周哥，这地方不适合过日子，人心太野。"
那时候矿区的离婚率比县城高得多。有人说是矿工常年下井，生死无常，所以不爱惜家庭；有人说矿上的女人耐不住寂寞，跟跑运输的、卖菜的外乡人好上了。父亲总说："都是被生活逼的。"
六、改制后的老板们
矿区改制是在2000年。
我上大学那年，矿务局变成了"XX矿业集团"，原来的矿长们成了老板。家属院的墙根下常停着桑塔纳和本田，车屁股上沾着煤渣。有回我放假回来，看见父亲的老同事老陈头夹着公文包出来，西装革履的，见了父亲就笑："老周，我现在是矿老板了，改天请你吃海鲜！"
父亲还是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警服，说："你那海鲜我不爱吃，还是家里的面条实在。"
老陈头的矿在山那头，说是"现代化开采"，挖煤机轰隆隆响，比从前的矿井气派多了。可没过两年，听说他的矿出了事故，死了三个工人，赔了钱，矿也封了。再后来听说他去了云南，搞什么旅游开发，再没回来过。
父亲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挖煤。"他指了指窗外的山，"有的挖着挖着就富了，有的挖着挖着就塌了，可不管咋样，总得往下挖。"
七、父亲的红砖楼
现在我站在矿区的红砖楼下，墙皮已经剥落，露出里面的青砖。家属院的杨树还在，只是当年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合抱粗的大树。派出所的木牌早换成了铝合金的，门口停着警车，闪着红蓝灯。
我敲开父亲的门，他正坐在藤椅上看报纸，白发比记忆中多多了。茶几上摆着个玻璃罐，里面是橘子瓣糖——跟我小时候他给的一模一样。
"回来啦。"他摘下老花镜，"饿不饿？我去给你煮鸡蛋。"
我跟着他进厨房，看他颤巍巍地打鸡蛋，突然想起九岁那年，我发烧烧到39度，他背着我跑了十里山路去镇医院。山路上黑黢黢的，他喘着粗气，说："娃，再坚持会儿，到了医院就好了。"
那天晚上，我在父亲的旧相册里翻到张照片。是1985年的矿区，父亲穿着警服站在派出所门口，身后是一排红砖楼，天空蓝得像水洗过。照片背面写着："扎根山区，服务人民。"
晚上，我和父亲坐在院子里看星星。山风卷着煤尘的味道吹过来，远处传来运煤卡车的轰鸣。父亲指着山坳里的灯光："你看，这些灯还是跟从前一样亮。"
我点点头，突然明白"发生在矿区的记忆"是什么了。不是哪一起案件，不是哪个人的离开，而是这三十年里，无数像父亲这样的人，守着这片山坳坳，守着那些亮着的灯，守着那些来了又走的人，守着这个被时代洪流冲刷却始终不肯熄灭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我要走了。父亲送我到村口，手里提着个布包，里面是煮鸡蛋和橘子瓣糖。他说："路上饿了吃。"
我接过布包，突然想起小时候问他的话："爸，你为啥不回家？"
现在我想告诉他："因为你守着的，就是家啊。"
火车开动了，我望着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像一颗钉在山坳里的钉子。山风掠过，带来远处煤矿的汽笛声，悠长，清亮，像谁在唱一首古老的歌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