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每每听台湾女子流行演唱组合S.H.E的《中国话》，这段耳熟能详的开场白总是让我会心一笑，思绪也不由自主地回到与扁担、板凳相伴的那二十年。
仔细想想，自己人生的前二十年，扁担与板凳确实是记忆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乡村最为常见的家具之一，板凳见证了农村孩子的成长轨迹，也是我们儿时必不可少的重要伙伴。
在我老家，板凳都是原木加工的，大致分为长板凳、短板凳、小板凳三类。大板凳配八仙桌，办酒席或来客人时使用；小板凳配小饭桌，用于解决平时的一日三餐；小板凳则属于机动力量，随拎随用，童叟皆宜。
对我们这些农村娃娃而言，五岁之前，小板凳意味着依赖，意味着温饱。
那时，每到吃饭的当口，我们光着屁股蛋子，乖乖地坐在小板凳上，睁大眼睛，张着小嘴，像不会飞的小鸟一样，等着爸爸妈妈或哥哥姐姐喂饭喂汤。
大鱼大肉、牛奶饮料不属于我们的童年，各种形状的塑料凳子也与那时的乡村无关。唯有木头做的小板凳，才是我们最敦实、最可靠的依赖。
再等大一些，允许我们上小饭桌吃饭了。不过个头还小，不能像哥哥姐姐那样端坐在短板凳上，而是要半跪着，或者干脆站在短板凳上，否则就有夹不到菜、吃不饱饭的危险。
到了上幼儿班的年纪，我们从自个儿家扛去一条短板凳，像模像样地坐在没有课桌的教室里，听老师讲那些根本听不进去的aoebpm。
长到六七岁，我和小伙伴们开始疏远小板凳，与短板凳空前亲密起来。特别是到了霜冻时节，短板凳成了我们制造快乐的重要道具。
在封冻的水田里，一条四脚朝天的短板凳，几个的跃跃欲试小伙伴，或玩单人速滑，比谁的速度更快；或轮流坐在板凳上，其他人前拉后推，大呼小叫，玩的就是个心跳。
上小学一年级倒是不用自己带板凳了，但教室里足有两米的长条凳和与之配套的长条桌，还是让我们这些刚入校门的孩子大吃一惊。不大的教室里，八十多年孩子挤在一起，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壮观，真可谓挤挤一堂啊。
初一时，第一次享受一人一桌一椅的待遇。从那以后，离家越来越远，在老家呆的时间越来越短，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板凳也渐行渐远。
参加工作后，在走过的几个省份，住过的数个城市里，板凳成了稀罕物件，基本上难觅踪影。
扁担倒是偶尔看见。即便是在沈阳这样的省会城市里，不时也会出现肩挑竹筐的卖茶女。看她们肩上晃晃悠悠、颤颤巍巍的扁担，感觉她们像极了老家用扁担挑东西的女子。
诚然，我们老家没有让女子下苦力的不良传统。一般情况下，肩挑背扛都是男人的事儿，女人只是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或者家里缺劳力的情况下，才会像男人一样拿起扁担去干活。
拥有一根属于自己的扁担，是农村小伙儿长大成人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有什么扁担就用什么扁担，至于合不合肩、顺不顺手，只能憋在心里，说了也没人理你。
由于一直在上学，直到参加工作，我都不曾拥有一根属于自己的扁担。
当然，作为一名左邻右舍公认的勤快孩子，我用过各种各样的扁担，杨木的，楠竹的，硬实一点的，弹性十足的，几乎都接触过；也用扁担挑过粪、挑过煤、挑过各种农作物。
只是我挑东西的动作不太符合标准，佝偻着腰不说，还不会麻利换肩。挑粪的时候，扁担不止一次从肩头滑落，两头的粪桶顺势滚落，摔得稀巴烂。
由于不得要领，扁担曾在我双肩留下深深的血印，后颈一度还留下一个硬包，多年以后才逐渐散去。
如今，在都市里偶尔看到用扁担挑货叫卖的流动商贩，总会莫名其妙地感到亲切，明明知道他们并非来自我的故乡，仍然忍不住要多看几眼。
与此同时，耳边总会又一次响起《中国话》朗朗上口的旋律：“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那板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