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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大门口的陌生人》第二篇 广州
事情已经决定。必须保住百姓对朝廷的忠心，即使这意味着冒战争的风险。没有人注意耆英关于初期的叛乱、关于失去控制的团练运动将会毁坏这个省的警告。排外的情绪散布开来，徐广缙将试图去驾驭它，而在他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到圆明园废墟上摇曳的火光。
耆英不能使道光皇帝相信他的作法是正确的，于是，1848年2月3日，徐广缙代替这位年迈的满族人，做了两广总督和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宜钦差大臣。与此同时，叶名琛被任命为广东巡抚。皇帝自信地对军机处解释说：“惟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循迁就。”3月1日，耆英接到了皇帝的命令，他立即向徐广缙移交了印信，并于两星期后不光彩地离开广州赴京。广州人的排外及反洋人情绪使他丢失了职位；甚至最后丢失了生命。
首先，对团练的支持助长了社会的偏向。绅士们随着权力的平衡对他们日益有利而牢牢地控制着地方团练。与此同时，这种动员使农村陷入混乱，鼓励了“好事者”。1849年的反洋人事件就这样赞许了自1841年以来泛滥起来的社会动乱。第二，北京使自己受制于两广总督的决定，小人物掌了大权。第三，英国人愤怒地思考了他们的失败。1849年危机后不久，巴麦尊发表了他有名的所谓“威吓的棍子”的话：“这些半开化的政府，……每八到十年就需要整整队，以使他们不要乱了套。”这不是巧合。北京换得了七年的自在。其代价就是天津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