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不写严肃的随感了，因而磨蹭了很久，还是觉得不尽意，不过怕也尽意不了了，就这样吧。以此寄去我遥远的祝福，为了生命。

     我和抑郁症的总有一种莫名的，相爱相杀的关系。如果不把抑郁当作一种病态，那它揭示的其实是每个人的命运。我对病人朋友的帮助仅限于建议和鼓励，只字片语，反倒是他们带给我强大的，被需要的，温暖的感受令我珍重，由此坚定地热爱生活，即便生活本身不附带幸福、积极或者爱。

      半个月前一个罹患抑郁五年的朋友自杀未遂半身瘫痪的事情又刺痛了我，尽管那之前我们最后一次聊天还是在今年过年的时候，聊天记录被压在很底下，仿佛已是灰尘密布。她的语句是很简洁的，再没有对命运对家人的抱怨也不再泛无目的的回忆。她说，你有没有存你们老师讲课的课件？发一份给我好吗？我答应了，但最后只谨慎地发了一个最枯燥浅近的pdf。显然任何富含感情和哲思的文字都不合适思虑过重的她。然后就没有音讯了，我渐渐忘了问她有没有收到，看下来感觉如何，不过也无从问起——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她的头像都是暗淡的。

       她才二十三岁，两年前还在学校读书，一刻也没有放弃对学习的渴望。她痴迷英国诗歌，最爱拜伦，也读华兹华斯和济慈。她说在极度压抑的时刻她就疯狂地抄写那些诗，因为这病积压了一橱柜的纸，都不敢打开橱门，怕那灰尘滚滚如山倒。我时而惋惜她把人生看得那么浪漫，真是个美丽的错误。要是永远醒不过来倒也可以愉快地捱过一生，总之不至于抑郁，不至于要死。她家人不应当图省事将一个过于安静的病人交付精神病院，那里把死亡，自杀看成太稀松平常的事，对她的康复毫无裨益。

      她因病而起的神经质经常让我不知所措。我鼓励她多看书，对学习，不去胡思乱想，又拿自己现身说法，就一次她突然爆发了，她说我是我她是她，“你成功了就能拯救天下吗？我应该如何感激你？你是因为好意帮助我还是纯粹出于优越？你随我去别管了。”我被噎得哑口无言，愤怒，委屈，震惊，她旋即道歉了，承认失态，我麻木地敲上“没事”，然而脑海里不断回响她的指责。我确实出于优越感。我强调学习，进步的重要，我不许她想死，我告诉她自杀是一种罪恶，而我不曾品尝过她的痛苦。友谊是两颗心灵的真诚相待，而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敲打。我不是她，我无资格评论，什么对她是“最好的”。说到底，生死就是孤独的事，分享不来，劝解不了。

      康德写道：“从自爱出发，当继续生存更多地是受罪，而不是愉悦时，就应当让缩短生命成为其行为准则。而唯一需要进一步探寻的问题是，爱自己这一原则是否能够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则。但是我们立刻可以看出，一个其法则为前述感受，其功能为激励推进生命，但实际上却摧毁生命的自然体系是同自己自相矛盾的，并且其结果是，它并不作为一个自然体系而存在。因此，这一行为准则不可能是一种普遍的自然法则，并导致完全处在所有责任之最高准则的对立面。” 我对她遥遥的祝愿，就是她能遂愿，哪怕结局是“沦落为”一个支离破碎的，拜伦式的英雄。

       写到这里，本文祝愿的任务已然达到。而我依旧忍不住借存在主义的生命观劝勉我的朋友们，只是出于恰如其分的自私。我不罢黜死亡的意义，我敬畏她——而她恰反映了生命的可贵，生命在死亡面前的绝对价值。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的主人公梅思金公爵讲的一个故事，谨摘在这里，做个收梢吧：

“他只有五分钟可活。他告诉我这五分钟在他看来是无穷的时间，是巨大的财富…但他又说，他在这时候最可怕的是一个不断袭来的念头：假使我不死该多好！如果我还能活下去，能永生就好了。生命将完全属于我，我将把每分钟变成一年，一分钟也不浪费！他说他的这些念头最后归于强烈，以致愿意自己被赶快枪毙才好。”

                                                                                                         2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