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上班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我猝不及防。明明打了伞，裤脚和鞋子还是被雨水打湿了。到了办公室，我换了鞋，泡上茶，听着窗外哗啦啦的雨声，思绪不由自主地回转，又想起多年前的那场大雨。只是相比之下，那一场雨里的我更加狼狈。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
时间倒回2020年春天。那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我上课、陪餐，然后自己去饭堂吃饭。饭堂的饭菜依旧难吃，为了活着，我也只能勉强扒拉几口。就在这时，班长忽然喊我：“老班，出事了——”
我放下筷子，循声找到班长：“怎么啦？”
“班里的高廖和胖李打架，胖李受伤了，流了好多血——”
我来不及细问，丢下碗筷，飞也似的奔向教室。回到教室时，门口和座位间围了很多人。高廖站在一旁，双手紧紧握拳，眼睛死死盯着胖李；胖李的右手则血流不止，血顺着手指往下淌，在地上缓缓摊开。地上还有许多碎玻璃碴子。
我来不及多想，拿起车钥匙，带着胖李直奔最近的医院。路上，我一边和两个孩子家长同步信息，一边向胖李了解情况。
从胖李的叙述中，我初步还原了事发现场：胖李和同学下棋，高廖在旁边看棋，却不停指挥同学落子。胖李警告多次，高廖依然我行我素。忍无可忍的胖李站起来，把高廖推倒。高廖不忿，起身还击。胖李挥拳打去，高廖躲闪，胖李的拳头最终砸在窗玻璃上。
到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手上的四根手筋都断了，需要立刻接上，不然这只手的一部分功能会丧失。但这里没有接驳手筋的条件，必须去更大的医院。”于是，简单止血包扎后，我又驱车赶往更大的医院。几经周转，在垫付2000元押金后，医院开始安排手术。因为监护人不在场，医生要求我在手术时必须在场，亲眼看着他为胖李接上四根手筋。
很多年之后，我仍忘不了空气中混杂着消毒水和鲜血的腥味，也忘不了医生在胖李手上翻飞做手术的情景。幸好，一切顺利，四根手筋全都接上了。然而，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两个小时后，胖李家长来了。我简单交接后，返回学校了解情况。经过多方了解，最终还原的事情经过和胖李的叙述并无太大差异。随后，我将事情上报学校，并同步双方家长。
两周后，双方家长来到学校，学校领导和我开始调解。胖李家长要求高廖家长承担全部医疗费和赔偿精神损失费；高廖家长则认为，是胖李先动的手，而且是他自己打到玻璃上，不该由自己承担医疗费，更不可能赔偿精神损失费。第一次调解，在争吵中散场。
第二次，学校又安排了一次调解。双方家长坐在一起，话没过三句，又吵了起来。胖李家长拍着桌子说：“我孩子手筋都断了，你们还想赖？”高廖家长冷着脸回：“是你孩子先动手打人，怪谁？”领导坐在中间，翻着手机，偶尔抬头说一句“大家冷静”，然后又低下头去。调解再次不欢而散。
第三次，学校不再出面了。领导跟我说：“这事你比较清楚，还是你来跟双方沟通吧。”于是，我一个人约了两方家长，一个人在中间传话、解释、安抚。胖李家长骂我偏袒，高廖家长怪我多事。我拿着手机，站在走廊里，一遍遍地拨号，一遍遍地听忙音、听争吵、听挂断。
后来，胖李家长选择了报警。调解地点换到了派出所。胖李家长去了，我去了。高廖家长却没有出现。电话里，对方只说了一句：“我不会再去了。你们要是有意见，就去法院告我。”
那些日日夜夜，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现在都不太愿意细想。忙完教学，还得往派出所跑；批完作业，还得打电话。有一次在调解室外面，我看到学校领导从走廊那头走过来，经过门口，又走过去。脚步没停，头也没偏。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个被扔在雨里的人，周围全是脚步声，却没有一把伞是朝我撑过来的。
后来，这场冲突以高廖转学而结束。高廖和胖李没有和解，而我垫付的那笔钱，也再没有拿回来。
很多年之后，高廖给我发过信息，大概意思是想念我了。我看着那条信息，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我把联系人一并删了。不是恨，也不是不想念。只是有些事，一旦过去了，就不知道该从哪里接回来。
2020年夏天，台风来袭，狂风夹杂着暴雨，我离职了。我的离职，或许不全是因为这一场冲突，但一定和那段时间的经历有关。那天，我拿着离职单，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走。所有领导的动作整齐划一：提笔，签字，盖章。没有多余的动作，没有多余的话。我收拾完最后的行李，迎着风雨离场。从2013年到2020年，整整七年，我终究还是以这样狼狈的方式退场了。
数月之后，我已经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适应了现有的工作和生活。忽然某一天，我收到以前同事的电话。她的意思是想让我回去，不仅让我继续当科组长，还答应给我最好的班带。我忽然想起那些年的自己：不管多么努力，带的班永远都是最差的班。然后，我释然地笑了。
今天窗外的雨还在下。裤脚和鞋子的湿意早已不算什么。有些雨淋湿衣服，有些雨淋湿人心。可好在，那场困了我很多年的雨，我终于走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