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一位叫做戴詠素的82岁老人在浏览网页时，发现三篇网络文章对当代著名诗人戴望舒进行侮辱和诋毁，奋而拿起了法律的武器，将福建教育出版社、腾讯公司和字节跳动三方起诉至法院，要求停止侵害、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1元精神损害费。

这三篇文章分别是：《被一首雨巷欺骗了多年，原来戴望舒是渣男》、《民国最惨文人戴望舒，感情频频失败堪称“绿帽王”》、《戴望舒：雨巷虽美，抵不过寻死觅活的丑姿态》。

戴詠素是戴望舒的长女，看到这些带有辱骂父亲性质的文章，当然要维权了。

所幸，法院做出了公正的判决。

上面提及的三篇文章影响极坏，当然要禁了。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事实：我们对戴望舒的认识停留在“雨巷诗人”。

殊不知，戴望舒是现代诗象征派的代表，是著名的翻译家和爱国进步人士。

目前，市面上有关戴望舒的传记约有七八种。系统的、收入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的、最大限度还原戴望舒生平本貌的书籍，当属诗人北塔的《让灯守着我——戴望舒传》。

这本书不是新作。2003年，北塔出版了《雨巷诗人——戴望舒传》。16年过去了，学术界关于戴望舒的研究又有新成果面世，诗人北塔也没有停止研究，相继有文章见刊。

2020年，恰逢戴望舒逝世70周年，出版社有意重新出版戴望舒传记。于是，诗人北塔收录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自己对戴望舒的性格、心态、思想和诗风有了更加深入切实的感受和认识，对《雨巷诗人——戴望舒传》这本旧作至少一百处大大小小的修订，形成了这本《让灯守着我——戴望舒传》。

准确地说，《让灯守着我——戴望舒传》（以下简称《戴望舒传》）是《雨巷诗人——戴望舒传》的修订版。

诗人北塔甄别、参考、引用了大量的著作、论文、散文、诗歌赏析等方面的资料，为读者呈现戴望舒创作生涯的重大事件及其诗风、情感和思想的变化。至于戴望舒的情感生活，诗人北塔则是根据资料还原真相，并不作任何道德方面的评论。

诗风和思想的变化

最初，戴望舒写诗受到鸳鸯蝴蝶派的影响极重，写旧体的诗词和短篇小说，内容无非是言情、幽默轻松、伤春哀秋、怨天尤人的东西。比如：

问：世界最小之梁为何？

答：鼻梁。

1926年夏天，21岁的戴望舒升入震旦大学法科一年级，跟着神父学习法语。

学习法语的同时，戴望舒喜欢上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果尔蒙、耶麦等人的作品。

有学者认为，戴望舒是在翻译法国象征派诗歌影响下才创作现代诗。诗人北塔并不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望舒在他那个时代是把中国古典诗艺跟西方新诗艺结合得最好的现代诗人之一，而且他善于处理的是亲身遭遇的现实，包括现时的心理体验和反应。（简称“三结合”）最佳例证就是他的成名作《雨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

《雨巷》收录在戴望舒的第一体诗集《我底记忆》，诗集里多首爱情诗都指向同一个女子——施绛年，丁香姑娘的原型。他们的恋爱，戴望舒在哭，施绛年在笑，因此愁怨的情绪是属于戴望舒的。

对这首诗，卞之琳先生有两种说法，一是指出诗中 “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典出自南唐诗人李璟的《浣溪沙》中的句子：“丁香空结雨中愁”；另一个说它“更接近魏尔伦的调子”。

戴望舒创作诗歌的“三结合”是他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所致，也正因为如此精益求精，戴望舒一生仅自作诗92首，就获得了诗坛崇高的地位。

因此，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施蜇存先生非常推崇戴望舒为现代诗坛的领袖。

戴望舒的诗歌完成了鸳鸯蝴蝶派到象征派的转变后，他又迎来了思想上的转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当时中国所急需的是“国防文学”、“国防诗歌”。也就是说，只要有助于宣传抗战的诗歌都是好的。在这个问题上，戴望舒从维护诗歌艺术品位出发，不惜与当时的左翼针尖对麦芒。

戴望舒认为，首先应该把诗写好，然后才能用好诗去服务于国防建设。

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与急切，在香港避难的戴望舒也隐约地表达自己的抗日情绪，而不再纠结于诗歌的艺术品位问题。

比如1939年元旦，他在《星座》上发表了诗歌《元旦的祝福》：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希望。

祝福！我们的土地，

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

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滋长。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

祝福！我们的人民，

坚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

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

这首诗有两个变化：一是抒情的主人公由“我”变成了“我们”，二是这首诗采取了大众的视角，而不是戴望舒之前小众的视角。

诗人北塔认为，这首诗是戴望舒的思想和肉体经过了实际斗争的洗礼，他才平衡了小我和大我之间的关系，并缝合了两者之间的缝隙，从而写出了大家一致叫好的杰作《狱中题璧》和《我用残损的手掌》。

戴望舒在世时出版了四本诗集，依次是《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论》和《灾难的岁月》，另有译作数十种。

在他的这些作品，他的诗从旧体诗到现代新诗，从鸳鸯蝴蝶派到象征派再到革命诗，不变的他对诗歌精髓的掌握和爱国之心，变化的是人生际遇和情感世界。

三次失败的情感

在《戴望舒》里，关于戴望舒的情感叙写大约五分之一的篇幅，为了研究戴望舒的生平而写，简洁明了。

诗人北塔从戴望舒的诗歌及相关人员的出版物，稍微解读戴望舒的情感世界。在诗人北塔看来，戴望舒一生经历的三个女孩子不懂他，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用归纳法解读戴望舒的三次情感，我发现有两个特点。

一是戴望舒喜欢的女孩子类型单一：漂亮、年轻。

1927年，22岁的戴望舒在松江施家避难，喜欢上了一个18岁的少女——施绛年。戴望舒的第一部诗集《我底记忆》就是献给这位带给“绛色悲哀”的姑娘。两人于1931年春夏之间订婚，不久之后戴望舒出国游学，1935年归来时，施绛年已经嫁给一位冰箱推销员了，两人解除婚约。

1936年6月，31岁的戴望舒与19岁的穆丽娟在上海新亚酒店结婚。

1943年5月9日，38岁的戴望舒与17岁的杨静结婚。

二是戴望舒两次失败的婚姻都是因为：不懂珍惜眼前人。

戴望舒认为世上最美好的人生是有一个稳定的家，自己能集中时间精力创作和翻译，写自己想写的，译自己想译的。

纵观他短短45载的人生，他曾经得到过这样的生活，旋即又失去了。

他的两任妻子穆丽娟和杨静，年龄都比他小很多。年龄因素加上戴望舒本身就有的大男子主义倾向，他从不试着去理解妻子的内心世界，认为只要供养她们吃穿用度就好了。如此的婚姻理念，势必导致夫妻双方的隔膜。

雪上加霜的是，戴望舒和穆丽娟在一起时，怀念施绛年的好；当穆丽娟离去了，他和杨静在一起了，他又怀念穆丽娟的好。最后，杨静也离去了，他又极力地挽回。

没有活在当下的状态，没有珍惜眼前人的心态，婚姻怎么能好呢？

诗评家蒋登科教授说：“传记的目的是通过作者的全方法书写，为传主画像，尤其是揭示传主的人格特点。”

诗人北塔《让灯守着我——戴望舒传》正是这样的一本书。

这本书相对完整地呈现诗人戴望舒一生的创作生涯，以一个诗人之情挖掘了戴望舒诗歌的最美价值，以一颗学者之心甄别了戴望舒研究信息的真伪，以一个普通人的立场讲述了戴望舒的婚恋故事。

因此，与其花时间浏览网络上尚未去伪的自媒体文章，不如静下心来好好阅读这本《让灯守着我——戴望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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