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寫這篇文字的時候，李敖大師已經駕鶴西去七天，以所謂傳統的“頭七”論，該是紀念性的追悼文字，多溢美之詞才合適。但這又過於世俗，一不符合李敖要改革中式葬禮、全盤西化的夙願，二則違背其在世時候的玩笑話，他要的是想他的人想得發瘋（“樽前作劇相笑，我死諸君思此狂”陸遊詩），而不是哀悼。
2005年九月，在復旦大學演講的時候，李敖引用《新約.啟示錄》：“見有一匹灰色，騎在馬上的叫作死”；李敖終於騎上了灰色馬，亦如他在北大演講時候開頭第一句話：“各位終於見到我了”，這樣的表達很李敖，他生前對於死亡的描述也很李敖。
馬家輝先生說李敖的真精神是“鬥爭”；鄧維楨先生說李敖是“最偉大的異議者”；陳文茜女士說李敖是這世上“獨一無二的血肉之軀”。在李敖眼裏，他自己是“創格完人”，是在臺灣這樣一個“遺民世界”裏的GUTS(有種的人），是“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的缺憾，與島上NUTS（混蛋）鬥爭到底的鬥士。
李敖在《胡適研究》的前記裏寫道：“別看他笑得那樣好，我覺得胡適之是一個寂寞的人。”按此，我不由得寫下：別看李敖咬著上下牙齒，笑得那樣好，他是一個有著深深強迫症的人。我並不是在用精神分析的角度來探究病理，而是用文學的角度在讚美他、批評他，因為正常人做不到一日洗三遍澡，也做不到蜜棗只吃三顆，更做不到不抽煙、不喝酒、不喝咖啡，連茶也不喝；極端苛責自己，非重度強迫症者不能為之。
真正的文學家，天生喜歡走極端，卻總把自己逼得很緊；把對自己與周遭的世界不滿發洩出去，以致於投身其中，無以自拔。弗洛伊德1895年的論文《強迫症與恐怖症：它們的精神機制及其病原學》中說：“強迫症包含兩個成分，一個是觀念強加於病人；另一個是互相關聯的強烈情感狀態，比如懷疑、懊惱、憤怒等......”。
觀念強加，把自己逼很緊，就是“反求諸己”；情感關聯，投身改變周遭，就是“反求諸社會”。這便是李敖作為自由主義者的特徵了：每天工作16個小時，幾十年如一日；又不遺餘力地與臺灣社會的惡現實作鬥爭，開風氣之先，向全球華人傳播着自己的思想及言論。
強迫症的反求諸己
鳳凰衛視主持人曹景行先生的父親曹聚仁，是和李敖一樣著作等身的學者型大作家，當年作為長者，在《李敖，這小子！》一文中，評價說李敖的文字近於輕浮；但又肯定李敖與胡適成為“老友記”的現實，不乏驚歎：“胡適之寫《中國哲學史》，做北京大學教授提倡文學革命，那時也只有三十來歲，梁啟超成名時更年輕!長江後浪推前浪，後生小子可以稱雄一時。”
青年李敖暴得大名，寧為狷狂，不為鄉願，在應對“老年人”的筆墨官司，中西文化論戰，抗擊黑暗勢力的過程裏，還同時直面生活的窘迫，他必須強迫自己足夠硬漢。“一個萬千人中的有大辦法的人，以我的年齡才具與性格，我決心放棄了我裏面那些無為的，縮頭的，重視愛情的陳彥增的毒素，我決心只給我自己一條路走，就是要好好把我鍛煉成新時代的英雄人物，錘成一條 堅強得可怕的硬漢”。（《李敖大全集》二十三冊，《一個預備軍官的日記》下冊）
硬漢李敖強迫自己成為胡適那樣有影響力的人。“我想到胡適說話演說時的態度，我甚受影響，我真的已經開始做一個最有氣派的颶風型的人。”此時，胡適思想在李敖身上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作為自由主義的踐行者，李敖與胡適迥異，胡適是典型的溫文爾雅，李敖則是亦俠亦溫文，是胡適的升級版，遊走於學理之外，他自稱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是他一貫的精誠所至，必須經過很強的學識積累和文字訓練，才能做到“重話輕說，輕話玩笑說”；所以很多人不習慣他說話的方式，他為人處世的方式，須知是他強迫自己做到的，並欣賞著自己的方式。
用娛樂的觀點來看李敖，太片面了；他利用了娛樂的方式傳播自己，讓人忍俊捧腹，而不是僅僅是在傳播娛樂。正如他常常會引用蕭伯納的例子，說別人讚美蕭伯納的時候，蕭伯納會全身起雞皮疙瘩，因為嫌別人讚美得不夠；所以李敖說自己必須自己來讚美自己。
強迫症的反求諸社會
董橋先生在《這一代的事》中寫道：“喜歡弄點文化的人，心情竟都那樣無奈，安於那份無奈倒也罷了，偏偏維廉.摩裏斯這種人老想把政治、經濟、社會問題都鑄入他心目中的文化模子裏，一度前進得很......”
李敖一度很前進，他有他強迫症的偏執，對社會的熱心，他所有的言論明顯都帶有個人主義的色彩，李敖式的標籤，因為他深知“每一句話，沒有例外的，都帶著先入為主的觀念，一味地迎合他人是加速自己毀滅的毒藥”（尼采《超譯》）。他曾表示對政府歌功頌德的人太多了，好話還需要我李敖來說嗎？如果李敖也開始迎合社會，那李敖就真的被“消滅”了。
李敖最有可能成為胡適，卻終究成為了李敖自己。胡適臨終前有未寫完的信給李敖，鬼才劉家昌和李敖開車裝走了胡適留給李敖的大量藏書；但李敖並沒有就此承接胡適的衣缽，否則他早間也不會離開研究所。他強迫症的高階，並不是在文星時期，也不是與胡適“老友記”的時期；那時候他只是作為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人，強迫自己赤手空拳與“上一代的知識份子”作抗爭，給“下一代的知識份子”立標杆。
李敖強迫症的高階，應是先後兩次出獄以後，閉門不出，寫《蔣介石研究》系列、編著《千秋評論叢書》、《萬歲評論叢書》時期，他的歸來開放，引起了更多的社會效應。一個人在白色恐怖中述奇，一個人咬住政府不放，寫100多本書（其中96本被查禁），鍥而不捨，查禁一本寫一本；非簡單的意志力可以形容和解釋，有點類似宗教的狂熱，因为他信奉“行者常至，為者常成”的教條，又信奉“及時努力”，“知識份子就是要跟政府作對，逼著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教條，不斷驅使自己有所行動，並做得津津有味。自大了其身，也求到了此生之不朽。
如今李敖走了，他的江湖已不再，他曾強迫自己成為李敖；強迫社會看到這樣一個有血肉之軀；他希望自己能再有二十年的“美齡”沒有了，他餘生的遺憾是自己寫的書還不夠，他強迫自己每天不靠靈感的寫作兩千字，一萬字的成果，也隨之灰飛煙滅；只化作讀者們的遺憾，使讀者們強迫症發作般地在李敖現有的著作中汲取狂人思想，在他最後的1800多條微博中，品讀其精湛的白話文。正是“有召即重來，若亡而實在。”（胡適《景不徙篇》）
袁志嵐 2018年3月25日
附圖袁志嵐所收藏李敖著作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