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刘伶出生于沛国一个普通士人家庭——与琅琊王氏、陈留阮氏等门阀不同，刘家没有世袭官爵，父亲仅做过地方小吏，家境贫寒。这种“非门阀”出身，让刘伶自幼没沾染士族子弟的虚伪客套，反而养成了“率真直白”的性格：读书时不循章句，只挑合心意的篇章读；与人交往时不爱说场面话，若话不投机，便闭口饮酒，绝不敷衍。
青年时的刘伶曾想过入仕，却很快认清了曹魏末年的时局——司马懿父子专权，朝堂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名士稍有不慎便会招致杀身之祸。他曾试着应召做官，却因“终日饮酒，不问公务”被罢免，同僚劝他“收敛些，才能在官场立足”，他却笑道：“官场像个密不透风的笼子，我可不想做笼里的鸟。”此后，他彻底放弃仕途，带着酒壶四处游历，遇山水好景便停下饮酒，遇知己便共醉，活成了时人眼中的“不合时宜”。
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大肆诛杀异己，嵇康、阮籍等人避居竹林，刘伶因与阮籍有旧交，也加入了“竹林之游”。在竹林七贤中，他年纪稍长，却最“不起眼”——嵇康善琴、阮籍善诗、王戎早慧，唯有刘伶，似乎只剩“能饮”这一个标签。但嵇康却格外看重他，说：“刘伶看似狂放，实则最懂‘自然’——他不装、不演，活得比谁都真。”
竹林聚会时，刘伶从不参与玄学清谈，只坐在角落饮酒。若有人拉他讨论“名教与自然”，他便举起酒坛：“有酒喝就够了，谈那些虚头巴脑的做什么？”可当嵇康被钟会刁难时，他却会放下酒坛，冷冷地盯着钟会：“先生们谈琴论道，你一个外人插什么嘴？”这份“该醉时醉，该醒时醒”，让他在竹林中独树一帜。
刘伶的“放达”，远不止“嗜酒”那么简单——他把“对抗礼教”藏在每一个看似荒唐的举动里，用极致的“不循礼”，撕开司马氏“以名教治天下”的虚伪面具。
最经典的莫过于“赤身饮酒”的典故：有次刘伶在家中饮酒，索性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坐在地上。客人来访见此情景，指责他“无礼”，刘伶却反问：“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未经允许钻进我的衣裤里，反倒说我无礼？”客人被怼得哑口无言，他却只顾举杯，任由酒液洒在身上——在他眼里，所谓“礼教”不过是束缚人性的枷锁，与其装模作样遵守，不如活得坦荡自在。
他还常让仆人扛着铁锹跟在身后，自己则抱着酒坛边走边喝，说：“我要是醉死在路上，你就挖个坑把我埋了，不用搞那些丧葬仪式。”有人说他“不珍视生命”，他却在《酒德颂》里写：“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然而醒”——对他而言，乱世中的生命本就脆弱，与其在焦虑中苟活，不如在酒中寻得片刻自在，即便死去，也无需被“礼教丧葬”束缚。
刘伶的酒，还是避祸的“武器”。司马氏曾想拉拢他，派人征召他做官，他得知后，故意在村口“裸奔饮酒”，装作疯癫。使者见他这般模样，回去禀报“刘伶疯傻，不堪任用”，他才得以躲过征召。事后，阮籍问他：“何必做到这份上？”他灌下一口酒，轻声说：“我若做官，要么违心附和司马氏，要么像嵇康那样送命——倒不如装疯，既能保命，又不用丢了本心。”
公元260年，曹髦被司马昭弑杀，天下士人敢怒不敢言。刘伶在悲愤中写下《酒德颂》，这篇仅百余字的短文，成了他一生思想的浓缩，也是魏晋时期反抗名教的“精神宣言”。
文中，他塑造了两个对立的形象：
- 大人先生：“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觥，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这是刘伶心中的理想人格，不受礼教束缚，以酒为友，自在逍遥；
- 贵介公子、缙绅处士：“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这是他批判的对象，拿着“礼法”当武器，实则为权贵服务，虚伪可憎。
他写下“先生于是方捧甕承槽，衔杯漱醪，奋髯踑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看似在写“醉态”，实则是在宣告：比起“陈说礼法”的虚伪，不如“唯酒是务”的真实；比起在名教中焦虑挣扎，不如在酒中寻得精神自由。
这篇《酒德颂》，没有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激烈，也没有阮籍《咏怀诗》的隐晦，却以更直白的“醉话”，戳破了礼教的虚伪。后世文人读到此文，无不叹服——李白说“会须一饮三百杯”，苏轼说“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都或多或少藏着刘伶“以酒寄情”的影子。
刘伶看似“没心没肺”，实则是竹林七贤里最“孤独”的一个——他没有嵇康的“众望所归”，没有阮籍的“家族支撑”，没有王戎的“门阀背景”，只能靠“放达”和“酒”，在乱世中为自己筑起一道保护墙。
他的性格里，藏着两个核心：
- 真：从不装模作样，喜则饮酒，怒则直言。即便面对权贵，也不愿说一句违心话；
- 隐：不是归隐山林的“隐”，而是“精神归隐”——身在乱世，心却在酒中寻得自在，不参与时政，不依附任何势力。
有人说他“颓废”，可他从未因酒耽误过“守心”：嵇康被杀后，他闭门饮酒三日，不发一语，却在案头写下“嵇生已逝，谁与共醉”，字里行间满是悲愤；阮籍被迫写《劝进表》后，他特意登门，只递过酒坛，说“喝了这坛，啥也别说”——他懂阮籍的无奈，也懂自己的局限，只能用酒传递慰藉。
他的“放达”，从来不是“自暴自弃”，而是“以退为进”：在司马氏掌控一切的时代，他无法改变时局，便选择不被时局改变；无法反抗强权，便选择不与强权同流合污。酒，是他的“伪装”，也是他的“本心”——醉时，他是世人眼中的“疯癫者”；醒时，他是守护精神自由的“清醒人”。
公元300年左右，刘伶在醉梦中离世，享年约80岁——在魏晋名士多短寿的时代，他能得善终，或许正是因为他“不参与、不站队”的生存智慧。他死后，没有盛大的葬礼，仆人依照他的遗愿，在他醉死的树下挖了个坑，简单埋葬，正如他当年所说“死便埋我”。
但刘伶的影响，却远超他的一生：
- 文学上：《酒德颂》开创了“酒文”的先河，后世文人写酒，多以他为典范。李白的《将进酒》、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苏轼的《酒子赋》，都能看到《酒德颂》“纵意所如”的影子；
- 精神上：他成为“真性情”的象征。后世文人推崇他，不是因为他“能饮”，而是因为他“敢真”——在虚伪的时代里，敢于不装、不演，活出自己的本色；
- 文化上：他成了中国“饮酒文化”的核心符号之一。“刘伶醉”“刘伶锸”等典故流传千年，人们谈酒时总会想起他，不仅是因为他嗜酒，更是因为他在酒中藏着的“精神自由”。
刘伶的一生，是“酒”与“真”的一生——他以酒避祸，以酒寄情，以酒对抗虚伪的礼教；他活得放达，活得坦荡，活得不违本心。在魏晋那个“人命如草”的乱世里，他没有嵇康的悲壮，没有阮籍的隐忍，却用最“笨拙”也最“聪明”的方式，守住了自己的精神自由。
他的“醉”，从来不是沉迷，而是清醒；他的“放达”，从来不是疯癫，而是反抗。正如他在《酒德颂》里写的“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醉的是身，醒的是心。
如今，当我们读到“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仍能感受到那种挣脱束缚的旷达；当我们谈论“真性情”，仍会想起那个抱着酒坛、赤身饮酒的刘伶。他或许不是竹林七贤里最有才华的一个，却是最“活明白”的一个——知道乱世的无奈，却不放弃本心；知道生命的脆弱，却仍要活得坦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