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时分，北京五环外的一处建筑工地旁，55岁的老范坐在马路牙子上吃着他的晚饭。三个馒头、一袋混合着豆腐干、花生米和零星肉食的小菜，共价值5元。路边熙来攘往的车辆扬起的灰土，被他就着馒头咽进了肚子里。像老范这样的老龄农民工并不在少数，中国人最忧心的“未富先老”的挑战已经抢先一步在农民工群体中显现。
河北人老辛今年59岁，四年来一直在工地上给人做水暖工程，来北京之后他最奢侈的就是花八十多块钱给自己买了件衣服。老辛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在承德修摩托车，小儿子去了三亚做房地产，家里的12亩地，8亩平地都包给别人种了，每亩每年收入1100元，剩下的山地老伴在种谷子。老辛一家都漂泊在外，只有过年才能聚在一起，他每年到年底能省下4万块钱。
晚饭时工头请喝酒，老辛和几个工友挤住在一间宿舍里，他们在食堂买了三个小菜和几个馒头，喝着12块钱一瓶的牛栏山，一顿饭就这样凑合过去了，但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种奢侈。
像老辛这样的老龄农民工并不在少数，根据今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目前的2.73亿农民工里，50岁以上的占到了17%，总数超过4600万人。建筑、运输等行业工作又苦又累，年轻人越来越少，活跃在这些行业的多是50岁以上的“老人”。这一本应在家颐养天年的群体，却为了挣钱补贴家用或存钱养老而漂泊在外。
五旬民工为谋生仍在干重体力活老冯在工地上开货梯。他的父亲去世得早，家里条件差，高中毕业时也没法安置工作，又赶上男女比例失调，所以他一直独身。去年，他把自己的三亩地给兄弟种，然后跟着同乡的包工头来到北京。他说自己活了一辈子都没出过远门，觉得哪儿都不如家里好，但为了赚些钱养老，却要在这个年纪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每月能挣2500块钱。外梯墙上贴着的资质证书上显示老冯的年龄是58岁，可他看起来有近70岁的模样。老冯的晚饭是5个包子，一个1块钱。宿舍里太热，人又多，老冯一边吃饭一边拿毛巾擦汗，屋里弥漫着浓重的汗味。晚上，老冯在公用盥洗室里擦洗身体，这里居住着上百位农民工，环境简陋，空气污浊，但即便如此，为了多赚一些钱，仍然有很多人委身于此。
老范来北京五六年了，一直在工地上给人铺地暖，每年能挣3万块钱。他有一儿一女，女儿嫁了人，儿子在杭州打工，但却不知道犯了什么事被判了十年刑，法院寄了一纸传票到家里，他追去杭州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继续在外漂泊。他说儿子快出来了，总得赚钱给他结婚。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高龄农民工是一个身处于夹缝之中、很容易被忽视的群体。无论保安大哥还是保洁阿姨，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仅占38%，参与养老保险的仅占16.7%。
当整个社会还在纠结于延迟退休政策时，老年农民工群体则无声地演绎着“延迟退休”的苦与累。如今国内不少地方都明令“严禁60岁以上农民工一线作业”，但老年农民工的人数却一再冲高，归根到底，未富先老是根本原因。他们身上背负着沉重的担子，挣钱不仅仅是为了养老，也是为了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