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实践新篇章心得体会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作为中国西部欠发达省份，贵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以脱贫攻坚为起点，以生态文明为底色，以数字经济为突破，以民族文化为纽带，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贵州的实践不仅为西部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样本，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注入了鲜活的地方经验。以下是本人对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的几点体会和感悟。
一、贵州实践的民生底色
贵州曾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2012年，全省贫困发生率高达26.8%，88个县中有66个国家级贫困县。面对艰巨挑战，贵州以“精准”二字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创新实施“四场硬仗”“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等战略，累计减少贫困人口923万人，192万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一步跨千年”。在毕节市赫章县海雀村，曾经“苦甲天下”的苗族村寨通过发展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户均年收入突破3万元；在黔东南州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将民族文化转化为旅游资源，带动2.8万人脱贫。这些实践生动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脱贫摘帽后，贵州在全国率先出台《贵州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推动“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行动，构建“特色产业+集体经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遵义市湄潭县探索“寨管家”乡村治理模式，铜仁市万山区打造“九丰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了从“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振兴”的转变。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二、数字经济与生态文明的协同共振
贵州的现代化实践打破了“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路径。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贵阳数博会成为全球大数据领域风向标，华为云、苹果iCloud、腾讯数据中心相继落户，全省数字经济增速连续7年居全国第一。在贵安新区，腾讯七星数据中心利用山洞天然冷源，全年减少碳排放3万吨；在黔南州，FAST天眼与大数据中心形成“天文科技+数据算力”的独特组合。这种“绿色算力”模式，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贵州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森林覆盖率从2015年的49%提升至2024年的63.3%。赤水河十年禁渔让“美酒河”重现生机，磷化工企业“以渣定产”制度破解了世界性污染难题，单株碳汇精准扶贫项目让28.4万株树木变成农民的“绿色银行”。在六盘水市，野玉海景区将废弃矿区改造为旅游度假区；在黔西南州，万峰林景区推行“生态入股”，村民通过保护青山获得分红。这些创新实践，构建起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贵州方案”。
三、多民族文化共生的现代化表达
贵州作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第三的省份，其现代化进程始终贯穿着“多元一体”的文化自觉。在黔东南州，“村BA”“村超”等民间赛事火爆出圈，展现了乡土文化的现代活力；在安顺市，屯堡地戏与VR技术结合，让600年前的大明遗韵焕发新生；在黔南州平塘县，“天眼”科普基地与布依族“八音坐唱”同台演绎，传统与现代实现奇妙共振。这种文化现代化路径，既避免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割裂，又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
民族地区治理创新同样亮点纷呈。黔西南州探索“新市民计划”，为34.85万搬迁群众提供“民族特色服务包”；毕节市创建“双语普法”模式，用苗语、彝语传递法治精神；在台江县，“妈妈制造”合作社让苗绣走向巴黎时装周。这些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单一文化的扩张，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新形态。
四、基层治理创新的制度突破
贵州在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理体系。在遵义市，新时代“枫桥经验”升级为“党群连心户”机制，每5-15户推选1名联户长，将治理触角延伸至最小单元；在贵阳市观山湖区，“数治小区”平台实现“一网统管”；在铜仁市，“民心党建+河长制”让党员干部成为河流守护者。这些创新将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技术相结合，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法治建设方面，贵州打造了多个全国首创：设立首家环保法庭，发出首份“古树保护令”，建立首个大数据审判庭。在黔东南州雷公山自然保护区，“以碳代偿”生态修复机制让破坏环境者通过购买碳汇履行责任；在贵阳市，区块链技术被用于司法存证。这种法治与德治、自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
总之，贵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正以崭新的姿态和坚定的步伐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实践新篇章。通过深入探索贵州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实践经验和特色路径，我深刻感受到了贵州在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坚定决心和显著成效。这些经验和做法不仅为贵州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启示。我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贵州将继续秉持以人为本、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开放合作等理念，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就，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