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分析了封豨之名的渊源可上溯至比伏羲更为久远的豨韦氏，与上古时期的先民们对野猪的驯养有关，而封豨的封可能与岭南地区的封水（贺江）有关。
《淮南子·本经训》说“禽封豨于桑林”，那么，这里的桑林又在哪呢？
一
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记载了商朝初年商汤求雨的故事，求雨的地方就叫桑林。
《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篇》：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
商汤又叫成汤，姓子名履，在鸣条之战打败夏桀，灭夏兴商，“汤乃践天子位”，成为商朝的太祖。
商朝建立后，遭遇连年大旱，天灾肆虐，庄稼无收，荒年出乱民，新王朝的危机可想而知。
更为重要的是，商汤起兵灭夏，师出其名的舆论基础就叫“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这也就是所谓君权天授的观念。那问题就来了，刚刚秉承天命而灭夏，可接下来却又连年灾荒，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你这个天命恐怕也不是正版，要不为什么上天要降灾呢？
久旱不雨自然就得求雨，但想想看，连续五年大旱，不可能前五年就那么干等着，所以，想必此前已经求过很多次了，但还是无济于事年复一年，最后没办法了，商汤再次到桑林祷雨，但和以前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把自己当作供奉的祭品。
当然了，商汤以身相祭，肯定不能像猪牛羊一样杀了摆盘，而是“翦其发”，用自己的头发代替，三国时代有马踏青苗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可见这种观念由来已久。
幸运的是，商汤御驾亲祭成功了，“雨乃大至”。
商汤桑林祷雨的故事，在先秦典籍中多有记载，比如：
战国《尸子》：汤之救旱也，乘素车白马，著布衣，身婴白茅，以身为牲，祷于桑林之野。
战国《竹书纪年》：（商汤）二十四年，大旱。王祷于桑林，雨。二十五年，作《大濩》乐。
西汉《淮南子·主术训》：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
虽然有这些文字记载，但遗憾的是，商汤求雨的这个桑林到底在哪却并不清楚。
按《竹书纪年》的记载，商汤求雨成功的第二年，“作《大濩》乐”。
濩，形容雨水从屋檐流下，如东汉许慎《说文》的解释：“濩，雨流溜下貌。”由此推知，《大濩》应该和上一年商汤桑林祷雨不无关系。
巧的是，山西阳城正好古称“濩泽”，濩这个字并不常见，地名里带濩的就只有这个濩泽，而且阳城的蚕桑业一直很发达，境内有大片桑树，而且时至今日还有两百余座汤庙，所以，有人认为商汤求雨的那个桑林很可能就在这里（一说阳城西南五十里桑林乡，一说阳城西南七十里析城山）。
不过，桑林在哪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争议不断，可谓众说纷纭，如河南偃师（西亳）、河南虞城县谷熟镇（南亳）、河南夏邑县桑堌镇、河南济源市小淅山、河南荥阳市汤王沟、河南巩义市墨云山以及河北临漳县桐宫桑林、安徽亳州汤陵等很多地方都可作为备选。
从地图上看，这些地方倒是都相距不远，估且就笼统地说商汤祷雨的桑林可能就在这一片吧。
二
事实上，桑林也是乐舞的名字，如庄子讲的庖丁解牛，神乎其技的刀法就被形容为有如桑林之舞。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桑林》和商汤祷雨第二年所作的《大濩》是两首有名的商代乐曲，只可惜早已失传，成了语焉不详的又一个悬案——有可能这是两首不同的曲子，也有可能是同一首曲子有两个名字。
不过，有据可查的是，至少在春秋时期仍然是有传承的，因为宋平公就曾经为晋悼公安排过桑林之舞的表演。
《左传》襄公十年：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
宋国是周朝时微子启的封国，微子启是商纣王一母同胞的兄长，只是他出生的时候其母亲还没有成为王后，所以算是庶出，不能继承王位。不言而喻，作为殷商后裔，有理由相信宋平公为晋侯所展示的这个桑林之舞就是殷商时的桑林乐舞。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一种乐舞，祭祀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使用场合。
古代祭礼繁多，殷商时期尤其如此，商王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大小祭祀活动。《吕氏春秋》所记载的这一次桑林祷雨，“用祈福于上帝”，其祈雨的对象并不是后世常见的什么龙王雨神之类，而是上帝，这应该算是最高等级的一种祭祀。
因为这个上帝，既是主宰天地万物的至上神，同时也是商朝王室历代的先公先王（商王去世后就成为帝，到商代后期，活着的商王也开始称帝），而风雨雷电这些自然神是要听命于上帝的。
殷商时期的帝、祖先神和各种自然神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各种不同说法，本文认为殷商时期的观念是，作为至上神的帝并不与人间直接发生关系，商王室的祖先神是与上帝沟通的唯一途径，帝和商王祖先是二元一体的关系。唯其如此，才可以让神权被王权所垄断，各诸侯都不得染指，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
神权与王权统一，这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必然阶段，殷商尚且如此，在那之前的尧舜时期自然不可能提前完成政教分离了。
也就是说，所谓向上帝祈雨，其实也就是向祖先神禀告，既是祭天也是祭祖。
如果不考虑殷商时期所特有的这种上帝和祖先的观念，把商汤的桑林祷雨单纯理解成后世所说的求雨，无疑会谬以千万里。
换句话说，虽然商汤在桑林祭祀的目的是祷雨，但这个祭祀活动并非专门的祷雨之祭，其正式名称应该叫祭祀上帝的禘祭。
既然是对上帝和先祖的祭祀，那就可以想见，商汤祷雨的这个桑林不太可能是现去找一片桑树林再搞个临时建筑，而应该是在固定的祭祀场所举行，比如周朝时在国都南郊设有圜丘以祭天，后世明清时代有天坛地坛。
而之所以叫桑林，自然就是因为殷商时人在这个祭祀的地方要种植桑树。
再比如，《墨子·明鬼》有明确记载：
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
燕国的祖，齐国的社稷、宋国的桑林、楚国的云梦，都是性质相同的祭祀场所，只是不同地区称呼各有不同。
宋国是殷商后裔，其文化传统自然是商代的延续，由此可知商汤祷雨的桑林就是殷商王室的祭祀之所。
所以，如果从是否有大片桑树林存在的角度去论证某个地方是不是商汤祷雨的那个桑林，其实是在搞拉郎配，无异于缘木求鱼。
当然了，虽然商王祭祀是在固定的地方，但就像殷商之后的周朝其祭天的圜丘是在郊外一样，商代祭祀的这个地方很可能也是在郊野之地，所以《尸子》记载的商汤祷雨是“祷于桑林之野”。
三
桑林，顾名思义就是桑树林，当然与桑树有关。
豨是猪，作为真实存在的一种动物，我们可以通过考古所揭示的养猪的历史追溯其渊源，同理，桑树也不是虚构的树木，我们也可以按同样的思路进行追溯。
查网络百科，说桑树原产中国的中部和北部，但桑树在中国境内的分布是极其广泛的，从东北到西南，往西北去直到新疆，以及东南方向的台湾岛，几乎全国各地都有桑树的存在。
从民族医药来看也可见一斑，桑枝、桑叶、桑椹等用于药物在各民族中有广泛运用，中医自不必说，另有如苗药、藏药、侗药、傣药、蒙药等都能见到，在僳僳族、佤族、阿昌族、哈尼族、水族、土家族、瑶族等众多少数民族中也有使用。
中国人有浓重的乡土情结，衣锦还乡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即便是漂泊落魄以至无颜见江东父老，大多数人也终归还是希望叶落归根，而这个根所在的故乡，别称就叫桑梓，“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当埋骨兮长已矣。”真正想得开，埋骨何须桑梓地，恐怕时至今日也未必是主流想法。
桑梓，即桑树和梓树。之所以成为故乡的代名词，有说古人喜欢在房屋旁边种这两种树，如《孟子》所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衣帛，自然是由采桑养蚕而来。
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桑树梓树自然都是父辈祖辈所手植，于是睹物思人，以至于人在他乡时只要见到这两种树就会想起父母和故乡，“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可以说，在诗词的意象里，桑梓比明月更思乡。
不过，我很怀疑这种说法，桑树毕竟是树，可不是一年一茬的秋草黄，倘若家家房前植桑，岂不是户户都有古木遮荫。再说了，就像孟子讲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这样的大宅子可从古至今都不可能是老百姓的常态。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文化观念就不会允许做这种选择，因为桑与丧，这俩字不仅同音，而且同形。
在甲骨文里，丧就是桑加上几个口，谁会愿意房前栽桑天天见丧？
所以，家家房前尽植桑不太可能是普遍现象。
那么，桑梓即故乡这种传统观念又作何解释呢？
其实也不复杂，只要联系到祭祀，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商汤桑林祷雨就是祭天祭祖，在这个祭祀的地方要种植桑树并称之为桑林，同样的道理，百姓虽不能祭天但可以祭祖，在供奉宗族祖先的地方自然也会这么做，也就是所谓祠堂了。
祠堂所在多古木，这无疑是更为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
再说了，就算古人喜欢在房前屋后栽种桑树，如果不是因为与宗族观念有关联，桑树的意象也很难与故土和父母联系到一起。
所以，祭祖与桑林相关联，这才是起码从商代起就已经有了的观念传承。
殷商初期的桑林是祭天之所，那么，回到《淮南子》说的“禽封豨于桑林”，前文已经推论封豨是后世所说西方七宿的奎宿，那么，所谓擒于桑林，这不就正好可以顺理成章了么？
因为祭祀和观天在上古时期本就是一体的，《淮南子》所说的桑林既是祭天祭祖之所，也是观测日月星辰以制定历法的地方，即所谓观象授时，如《尚书·尧典》所说：“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里的民时，就是指导春种秋收的农耕时令。
如公元前2500-公元前1900年的山西陶寺遗址，在那里发现的古观象台，经复原后的实地观测验证，今天仍然可以用来测定一年中夏至冬至等各个节气的时点。而这个观象台，既是观象授时的天文台，同时也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
PS：陶寺观象台共13根立柱，从右至左有12道缝，第2道缝见日出为冬至，第7道缝见日出为春分和秋分，第12道缝见日出为夏至。
所以，禽封豨于桑林，就是在观象台上经过持续观测的积累，认识并把握了奎宿所在区域相关星宿的运行规律，并将其应用到观象授时的历法中去，也就是把奎宿作为观象制历的一个标准星和重要参照。具体方法并不清楚，但由《淮南子》等古籍的记载可以推知，人们给这组星宿所赋予的形象是猪，并称之为封豨。封豨是早就存在的一个概念，这就和我们现在会用历史名人给天体命名是一样的逻辑。
四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这个桑田，当然是指我们赖以栖身的脚下这片土地，对一个农业国家来说，自然是指可供耕种的水田旱地。如果你细想一下，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似乎桑树成了传统农业的代名词，难道五谷杂粮不更有资格么？
要追溯桑树所承载的观念背景需要另文叙述，但显而易见的是，桑树在古代先民们的生活中曾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桑椹可以吃，桑木可以做器具，但不言而喻，桑树最重要的功用肯定还是用来养蚕，养蚕自然是为了抽丝纺织。
养蚕就会有蚕茧，抽丝就会有布帛，幸运的是，历经数千年，这些本是速朽的东西竟然还能从时光的深渊里浮现出来呈现在我们眼前。
1926年10月，第一代田野考古学家、被尊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在山西西南部的夏县主持西阴村遗址的发掘。
就在这里，出土了一枚被切掉约六分之一的蚕茧。
“我们最有趣的一个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观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李济先生说，“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时，证明这是家蚕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实。”
这枚茧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经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4000-公元前3400年。
也就是说，可能在5600年以前，位于黄河中游山西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开始了栽桑养蚕以及抽丝纺织。
不过，因为只有这一枚茧壳的孤证，当时的发掘技术也可能有限，对于究竟是野蚕还是家蚕并不能得到确定且一致的结论，其年代也受到部分质疑，但可以肯定，这是上古先民利用蚕茧的明证。
如果这枚5600年前的茧壳还不足以证明养蚕抽丝的存在，那么，有更为确定的证据表明，再过数百年，浙江地区就已经有了丝绢。
1958年，浙江湖州境内的钱山漾遗址，在出土的一个小竹筐里，人们发现一块绢片，只有2.4厘米X1厘米这么一小片。
鉴定结果显示，这一小片东西是蚕丝做的丝制品，编织所用的丝线由二十多根没有捻合的蚕丝构成。
这是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见到的年代最早的丝制品，其年代为公元前2700年左右。
另一个同步佐证是，位于长江下游浙江江苏上海一带的崧泽遗址（包括上海市西部青浦区崧泽遗址、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常州圩墩、浙江湖州邱城遗址、海宁坟桥港等），其下层地层中检测到的桑树孢粉数量很少，但到中层地层后突然开始大量增加，这种现象表明，这一地区原生桑树较少，后来才变成普遍存在，排除神迹的可能，显然这是人工栽种的结果。
崧泽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3800-公元前2900年，在时间上正好可以和上面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公元前4000-公元前3400年、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公元前2700年相互衔接。
当然了，在地理上，山西夏县与江浙一带直线距离就有上千公里，江浙一带的蚕桑业是否由山西传播而来，不好讲，但分散各地的族群之间有交流与迁徒，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钱山漾遗址虽然出土了最早的丝制品，如果就此论定湖州地区是丝绸起源地，用于营销宣传当然无可厚非，但不见得就是最终的结论和事实。
五
最后是一个有意思的巧合。
前文说过，封豨之名与岭南的封水有关。
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一篇《容成氏》，其中有一句是：桑梧之埜。
桑是苍，埜是野，桑梧之埜，即苍梧之野。
这就是说，直到战国时期，苍梧又称桑梧。
苍梧在哪呢？
一说苍梧即九嶷山，这里是传说中舜南巡葬身之地，“舜葬于苍梧之野。”
另一方面，现在广西境内还有个苍梧县。
此外，历史上以苍梧为名的还有两个地方，一是战国时楚国设有苍梧郡，郡治在郴（今郴州）；二是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分岭南为九郡，其中之一即苍梧郡，郡治在广信，即现在的封开县，封水在这里注入西江。
如图可见，从战国到西汉，历史上的苍梧由北向南移，其大致范围则可以说在封水流域及其周边。
这就很有意思了，《淮南子·本经训》说的“禽封豨于桑林”，封豨与封水、桑林与桑梧，追根溯源，最后居然都汇集到了同一片区域。
也许这只是巧合，也许这其中还潜藏着某种隐秘的历史渊源呢？
苍山万年何曾老，苍海几时又桑田，往事如烟无觅，只能猜猜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