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祀千龄，令人敬仰”，郭沫若对张衡的评价可谓是盛赞了。当我们究其一生，也会为他“约己博艺，无坚不钻”的科研精神而折服，更会为他“才高于世”的精彩而慨叹。正如范晔所说，张衡“善属文”“善机巧”“善理政”。当我一次次深入研读张衡时，发现他的性格特点乃至价值观、人生观，无不从这三点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
然而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不论是作为志趣高雅的文人墨客，抑或是巧夺天工的发明家，张衡的人生始终被仕途所羁绊，受社稷、百姓所感染。也正是如此，张衡凭过人的才学“不得以”初入政界到最终的“上书乞骸骨”，所作所为无不宣扬自己的高洁情操，忠于君主，而倾心于民。
“仕途经济”是古时之人所皆追求、向往的。但年少有为、“通五经，贯六艺”而“才高于世”的张衡却起初不屑于此。这并不是因为他清高自傲，“无骄尚之情”的张衡早已看透了官府权贵的污浊与俗气，因而作《二京赋》和《归田赋》以明志。其中《归田赋》中“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等文句与陶渊明《归园田居》中“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所表现的意境颇有几分相似之处。然而不同的是，“实迷途其未远”的陶潜欲要逃离仕途，而张衡却满怀对国家的期望以讽喻的笔赋规劝朝廷，也向世人彰显了其不慕利禄的为官处世之道。沽名钓誉所带来的财富是短暂的，而清廉真挚的诗歌却永垂不朽。这就是仕途早期的张衡，即使“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却依然“从容淡静”。
从对朝廷的“讽”和对官府的“谏”，我们可以看出才华横溢的张衡始终有着崇尚清正廉洁的政治理想与抱负。阳嘉元年，伴随着东汉王室的愈渐衰落，人民生活疾苦，自然灾害频发。张衡虽仕途不顺却并不拘泥于此，淡泊名利的他投身于科学技术的研究，欲用科学发明来体恤人民，不负其“太史令”的官职。这与那些贪图享乐，视平民如草芥的庸官形成了鲜明对比。张衡以其过人的才华，先后发明了浑天仪、候风地动仪，其中候风地动仪更是在科技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这些造福后世的贡献，尽显其“居庙堂之高者”的责任与使命。
张衡没有官欲，但并非没有官才。在发明了候风地动仪后，张衡备受皇帝赏识，“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此时的张衡，虽不及年少勇，但仍凭锐利的眼光与清醒的头脑来远离宦官，辅佐皇帝，处理政事。即使后来出京二人河间相，仕途末年的张衡仍意气风发，一到任就能“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明姓，一时收禽”，将“善理政”的智慧才干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上便是张衡从事仕途经济的一生。私意认为，从整个历史发展阶段分析，张衡的性格特点、人生成就，可谓是众多贤者伟人的结晶。品行方面，张衡拥有陶渊明的修养，不趋附于世俗权贵，摒弃官场黑暗腐朽；政治方面，张衡汲取孔明的才干，辅佐君主清正廉洁，制定法度安世济民；创作方面，张衡集聚达芬奇的智慧，用诗赋与划时代发明开启了中国古代科研创造的新篇章，引发了中国的“文艺复兴”。
但一切的一切，都是张衡从为官、仕途方面所深思的、所创造的、所升华的。所以，与其说张衡是个“全才”，倒不如说他是个不为利益所趋附，始终坚持自己信念、履行责任的从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