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好书# 【《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统治》：“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之”】
《马上治天下》一书，以汉化与满洲统治的冲突为理论框架。所谓汉化，就是统治集团要以汉人制度、汉族官员和汉人意识形态进行治理。而与此相反的是满洲统治，是指以满洲制度、满洲官员和满洲意识形态进行治理。
汉化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这种传统观念以汉人为中心，其理想化且精简化的形式通常更适于书写历史而非史实：皇帝，即天子，统治着整个已知世界（即“天下”)，中国并不是现代语意上的国家，而是世界轴心或“中央之国”(“中国”)，其政治、文化影响遍及四方。另外，理想地说来，内地周边的非汉民族及国家，应该是通过定期向帝都派遣使团、向中国的优越性叩拜、告知皇帝其部落或国家发展情况的方式，来表达对帝国的敬意。
但历史事实却是，从公元前1000多年前的周朝开始，至17世纪满洲入关，非汉民族对部分或全部帝国的统治差不多占据着半部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在中国最近一千年的历史中，因契丹辽朝(947一1125)、女真金朝(1115一1234)、蒙古元朝(1271一1368）和满洲清朝(1644一1911)的存在而远远超过了二分之一。
汉人如何解释他们的世界秩序如此琐繁地被理应在其约束之下的蛮夷颠覆？答案在汉化理论中找得到。
传统的中国文人认为，边疆政策的缺陷使得蛮夷军队倾覆了汉人王朝，但蛮夷统治中国的能力取决于其对汉人政治结构及其儒家意识形态基础的采纳。一句中国古话评论道：“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这种汉化理论，除了为面临蛮夷统治困境的汉族士大夫带来宽慰外，在非汉族王朝的历史中也有着深厚基础。
清军入关后，由几十万人口构成的、数量极少的满洲面临着如何统治着1.5亿汉人的问题。在皇太极和多尔衮时代，先后决定大量采用明朝的行政结构并容留了许多明朝官员，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汉化的政策。
如果说顺治统治时期大大推进了汉化的话，引起“从龙入关”的老臣的不满。17世纪60年代时，四辅臣就像满洲征服精英上层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因为年龄已经很大了（他们的确切年龄不得而知，极可能近六十或六十多岁），所以他们有着迫切的使命感。
作者认为，四辅臣和许多征服精英正经历着人世代谢的焦虑。他们看到，新一代的满洲人正在崛起，这些人对汉人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传统更熟悉，而军事训练和经历只是作为补充。四辅臣认为，这是先前年轻的顺治帝所推行的政策造成的，最好的治疗方式是采用满洲专制的“猛药”去矫正。
当然，历史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康熙皇帝亲政后，为获取政治利益而甘愿扮演起儒家明君的角色，他发现很容易从征服的马背上下来并坐在汉人皇位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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