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初元年（公元107年）
春，正月一日，赦天下。二月二十五日，分割清河国部分土地，封皇弟的弟弟刘常保为广川王。二月二十八日，司徒梁鲔薨逝。三月十三日，葬清河孝王于广丘，由司空、宗正主持丧事，礼仪比照东海恭王。
自从汉和帝驾崩，邓骘兄弟一直住在皇宫。邓骘不愿久在宫中，一再请求回家，太后应允。夏季，四月，将太傅张禹、太尉徐防、司空尹勤、车骑将军邓骘、城门校尉邓悝、虎贲中郎将邓弘、黄门郎邓阊全都封为侯爵，各自享有一万户的食邑。邓骘因协助册立皇帝有功，增加三千户。邓骘和他的弟弟们推辞谦让，但未获批准。于是他们躲开朝廷的使者，绕路前往皇宫大门，上书陈述自己的请求，前后达五六次，邓太后这才应允。
五月三日，将长乐卫尉鲁恭任命为司徒。
鲁恭上书说：“以往制度规定，立秋之日才开始审理轻刑案件。但自从永元十五年以来，将时间改到了孟夏四月。而州刺史、郡太守便在盛夏时节传讯农民，拘捕、审讯、拷问、核实，连续拖延不断。对上违背了天时，对下伤害了农业。考查《月令》所说‘孟夏四月判决轻刑’的含义，是说对于罪行轻微并已定案的犯人，不愿使他们长期地遭受囚禁，因此要及时判决。我认为，如今的孟夏四月判决制度，可以照此施行；而其它案件的审讯、拷问、核实，则都从立秋开始。”
他还上书说：“孝章皇帝想有助于天、地、人‘三正’的开端，制订律令，规定审理判决罪案一律在冬至之前结束。而那些不与国家同心的执法小官，却大都在十一月捕到被控犯有死罪的犯人后，不问是非曲直便立即处死，尽管罪状可疑，也不再重新审理。我建议，凡是要判死刑的，延期到十一月底再判。”
朝廷将他的建议全部采纳。
五月六日，下诏封北海王刘睦的孙子、寿光侯刘普为北海王。
九真郡边界外夜郎蛮夷，全部人民和土地，皆归附汉朝。
西域都护段禧等虽然保住了龟兹，但通往中原的道路已被堵塞，命令、文件无法传递。公卿中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西域阻碍重重而距离遥远，又屡次反叛；官兵在那里屯戍垦田，经费消耗没有止境。”六月二十二日，东汉朝廷撤销西域都护，派遣骑都尉王弘征调关中兵，将段禧和梁、赵博以及伊吾庐和柳中的屯田官兵接回汉朝本土。
[点评]
自公元73年东汉政府收回西域，35年后，再次全部丧失。五百年后的七世纪，中国再返西域时，西域已是另一个面目。三十五年的西域，差不多就是“班超的西域”，因为有班超，收回了西域。也因为班超的离去，失去了西域。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班超这样的人，如果遇上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的时代，他就是“王者”的人选。没有王天下的时代机会，他在西域，也做出了“名世者”的事业。名世者，就是可以用他来命名一个时代的人，比如“邓小平时代”，邓小平就是名世者。公元73年到107年，就是西域的“班超时代”吧！下一次中国重返西域是五百年后，班超不就是五百年才出一个的英雄吗？
起初，烧当羌人部落首领东号的儿子麻奴跟随父亲前来归降，居住在安定郡。当时，归降的羌人诸部落分散于各个郡县，全都遭受汉人官吏和民间豪强的役使，悲愁怨恨日益深重。后来，王弘西行迎接段禧，要征调金城、陇西、汉阳千百羌人充当骑兵，一同前往。于是郡县官府紧急征发遣调。羌人们担心会被派到远方屯戍，不能再返回家乡，行进到酒泉的时候，已有不少人逃散叛离。诸郡各自派兵进行拦截，有些郡兵捣毁了羌人住宿的庐落。于是勒姐、当煎部落的首领东岸等人愈发惊恐，便一同急速地大举逃亡。麻奴兄弟因此与本部落的人一同西行出塞。而滇零与钟羌各部落则大肆抢掠，切断了陇道。这时，羌人因归附汉朝已久，不再拥有武器，他们便有人手持竹竿、树枝代替戈、矛，有人用木板桌案当作盾牌，还有人拿着铜镜，伪装兵器。郡县官府畏惧怯懦，不能制止。六月二十七日，朝廷赦免羌人各部落中互相勾结进行谋反叛逆者的罪行。
秋，九月一日，太尉徐防因为灾异和寇贼被免职。三公为天灾负责而被免职，徐防是首例。九月二日，司空尹勤又因为大雨水灾被免职。
[点评]
邓太后临朝以来，天下灾异连年。以前董仲舒把天灾都归因于天子的德行缺陷，流弊至今没有肃清，致使一闹天灾，就把皇帝搞得很紧张，仿佛对不起天下人似的，有做贼心虚的感觉。如果按照上面的理论，现在一年闹几次天灾，并且连续几年不间断，临朝摄政的邓太后岂不是难辞其咎？此时只有二十四岁的邓太后是手忙脚乱。在惊怒之余，她想出了一个转嫁责任的方法，以天灾不断为由将朝廷三公中的两公（太尉徐防、司空尹勤）撤职，算是把责任人给揪出来了，将天灾归咎于大臣，这还是开国以来的首例。
仲长统《昌言》曰（仲长统，汉末魏初人士，曾任尚书令）：
“武皇帝因西汉数世失去权柄而愤慨，对强悍之臣窃取帝位深为痛恨。因此他矫枉过正，权力不交给臣下，虽然设立了三公，政事却归尚书台总理。从此以后，三公的作用，只是充数而已，但当国家治理不善的时候，仍对三公加以谴责。而实权却转移到皇后家族，宠信则施加到皇帝身边的宦官。这些人亲近自己的同类同党，任用私已，在内充斥京城，在外遍布州郡。他们颠倒贤能与愚劣，利用举荐人才的机会，进行私人交易。使无能不才者守卫疆土，贪婪凶残者统治人民。黎民百姓受到搅扰，四方外族又被激怒，终于导致反叛，带来战乱流亡和忧患疾苦。怨愤之气一时并发，阴阳失和，日、月、星三光出现亏缺，怪异不断降临，害虫吃掉庄稼，水旱带来灾难。这样的局面都是外戚宦官所造成的，而朝廷反而颁策责备三公，甚至将三公处死、免官，足以使人为此呼叫苍天，号啕泣血！
“再者，从汉朝中期开始，选任三公，都务必从清廉忠厚而又谨慎小心、循规蹈矩而又熟悉旧典的人中擢拔。这些人，不过是像妇女守妇道一样，都是平平之辈，哪里有能力居于这样的高位呢！
“三公的势力既然已是那样低落，人选又是如此平庸，却希望三公为国家建立功勋，为人民取得政绩，这岂不是遥远的事情吗！
“当初文帝对邓通，可以说是至爱！但是宰相申屠嘉仍然可以传唤邓通，威胁要诛杀他。对宰相的尊崇信任到了这个高度，其他左右小臣哪有敢乱来的？而到了近世，外戚、宦官，如果找大臣办事，没给他办，他心怀不满，就立即可以陷大臣于不测之祸，大臣还敢规正他们吗？
“从前，对三公信任多而责罚轻，如今，对三公信任少而责罚重。光武帝夺去三公的大权，如今则剥夺得更为彻底；光武帝制定不让皇后家族掌权的政策，几代之后却已不再遵行，其原因就在于皇帝与三公和外戚的亲疏关系不同。如今，若是君主真能信赖三公，将权力交给他们，责令完成重任，而三公身居高位却为害人民，不能举荐任用贤才，致使百姓不安，纠纷不断，天地变化无常，人间妖物大量出现，到了那个时候，才可以让三公分担此罪！”
[点评]
文官身处体制之内，却远离政治权力，这就是东汉时期的政治悲剧源泉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