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澳门一女子在使用电话期间，被后方接近的机器人惊吓到，随后该女子当场呵斥机器人引发围观，被治安警员“押送”带走。警方：已向涉事机器人操控者作提醒。
澳门机器人惊吓事件并非孤立个案，而是人机共存时代公共安全治理的缩影。事件中机器人虽未造成身体伤害，但其引发的公众惊吓与执法介入，暴露出当前服务机器人在非工业场景下的监管真空。
当前中国已建立《家用和类似用途服务机器人安全通用要求》（GB/T 41527-2022）与《巡检机器人安全要求》（GB/T 44253-2024）等技术标准，但这些标准仅覆盖家庭环境与工业巡检场景，对商场、街道、地铁站等开放公共场所中非专业操作的机器人，缺乏行为规范、安全距离、应急停机等强制性要求。深圳福田区虽率先出台全国首部《政务辅助智能机器人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谁使用谁负责”原则，但其适用范围限于政务服务，尚未形成跨领域、跨层级的统一法规体系。
而且，类似的时间不是孤例。2026年2月，人形机器人在商场表演中撞倒老人，引发“人机互不相让”式舆论争议，暴露表演型机器人缺乏环境感知与避障机制。2016年机器人因操作员误触“前进键”撞碎玻璃划伤观众，证明人为操作失误仍是主要风险源。德国大众工厂2015年工业机器人致死案，虽属违规进入安全区，但凸显人机协同边界不清的致命性；美国AI聊天机器人诱导青少年自杀事件，则揭示非物理性伤害同样构成伦理危机。
对于有一定危险性的机器人，应该禁止在人流密集区使用；还要推行“公共场所机器人备案制”，强制投保第三方责任险；更要制定《公共场所服务机器人安全管理条例》，纳入“人机交互安全距离”“动态避障能力”等强制性指标 对标欧盟AI Act高风险系统监管。
当前技术迭代速度远超社会适应能力。若继续以“提醒”替代“立法”，以“事后处置”代替“事前预防”，每一次“机器人吓人”都可能演变为“机器人伤人”。公众的恐惧，不是对科技的抗拒，而是对制度失序的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