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文字是有性情的。有的文字像太阳，照得人心里暖融融的；有的文字却像月亮，清冷冷地挂在天上，你望着它，它不望你，可那光偏偏渗进骨子里去，凉丝丝的，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凄艳。张爱玲的文字，便是后一种。
我未曾见过她，可读她的《传奇》与《流言》时，我总觉得那字里行间立着一个小小的、昂着头的女子，穿着奇异的衣裳，眼神却是疏离的，仿佛站在热闹的人群之外，冷冷地、又有些恋恋地看着这人间的悲欢。人们说她出身名门，祖父是清末的重臣，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那样的家世，该是花团锦簇的了。可她却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话里有一种惊人的坦白，像小孩子揭穿了大人精心维持的体面，叫人听了，先是愕然，继而心里便泛起一阵苍凉的酸楚。
她的才情是早慧的，也是孤绝的。二十出头的年纪，便在上海的文坛上放出了异样的光彩。旁人写小说，写的是故事，是道理；她写小说，写的却是人心底里那一点算计，那一点自私，那一点被岁月磨得发亮的苍凉。傅雷先生曾赞她的《金锁记》，说那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我读那篇文字时，只觉得那曹七巧的疯癫与怨毒，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读者的胸口。爱玲的心，竟是这样冷，又这样透。她仿佛站在云端里，俯瞰着尘世中的人们在金钱与情欲的枷锁里挣扎，她不哭，也不笑，只是静静地描摹着，笔触细腻得近乎残忍。
可你若以为她全然是冷的，那又错了。她在《爱》里写那个村庄里的女孩子，写那春夜里的一句“噢，你也在这里吗？”，寥寥数语，便道尽了千万人之中、千万年之间，那一点刚巧赶上的、却又转瞬即逝的温存。她的情感是克制的，像深秋里最后一朵迟开的花，不肯轻易地、热烈地绽放，只把香气收得紧紧的，留给懂得的人去嗅。她在《倾城之恋》里，让一座大都市的陷落去成全一对凡俗男女的婚姻，那看似圆满的结局里，藏着多少对命运无常的讥诮与叹息。她终究是不信的，不信那些花好月圆的谎，可她心底里，又似乎存着一点极微弱的、对“执子之手”的盼望。这盼望，她是不说的，只是把它藏在白流苏与范柳原那场旷日持久的、精刮的较量里了。
后来，她走了。去了香港，又去了美国，远远地离开了这片曾让她绚烂又让她伤心的土地。晚年的她，深居简出，像一只疲倦的、收起了翅膀的鸟。有人说她孤僻，有人说她怪。可我想，一个在年少时便看透了热闹的虚妄的人，到了晚年，大约是真心地爱上了那一点寂寞的清辉罢。她不再需要那些喧嚣的掌声了，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遗世而独立。
我窗前的晚霞，正渐渐地淡下去，由金红而碧紫，终归于一片苍茫的暮色。这让我想起她，想起她笔下那些在黄昏里点起蜡烛的人家，想起那些在电车叮当声里做着不近情理的梦的男女。她的一生，也像这一抹霞，有过最璀璨的迸射，也有过最沉静的消隐。云翳是多的，痛苦的、快乐的，都叠在那里了。可她终究用她那支清冷又华丽的笔，把这满天的云翳，织成了一段属于她自己的、苍凉而又美丽的黄昏。
她是不需要旁人去懂的。她只是写，写完了，便转过身去，留下一个瘦瘦的、穿着旗袍的背影，让后来的人，在文字里一遍遍地猜，一遍遍地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