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瓷的美学风格
在宋代以儒立国的佑文政策的荫庇关怀下，有宋一代，可以说是文人士大夫们的黄金时代，开明的政治，自由的商贸，高度繁荣的文化，构成了基础强大的人文环境，由此产生了一批大文化巨匠，他们呈现出的精神世界，直接孕育和推动了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开创出一个新的时代，宋王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朝代，也是发展机会最好的朝代，其哲学思想、文化艺术，堪为华夏文明的汉源正朔。国外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也认为，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用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话来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
尤为为突出的是，北宋都城开封以开放的胸襟，打破了汉唐城市传统的里坊制封闭管理制度，并取消了夜间的宵禁，令开封呈现出店铺林立、商住合一的现代都城的雏形，尤其是繁华的街道，住宅与商店混杂，不再受宋之前商、住必须分离的严格限制，商贸状况蔚为大观。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开封商业街的繁华景象和风俗面貌，宋代孟元老追述东京开封城市风俗人情的《东京梦华录》，也不乏记载，不仅大相国寺“瓦市”规模宏大，“中庭、两芜，可容万人”，“每一交易，动计千万”，并且夜市也灯火阑珊：“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更有许多酒肆、花楼通宵不停，都城可谓一派商贸繁荣的景象。毫不夸张地说，此时开封富庶天下，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均位于全球之巅，并出现了“慈幼局”、“义诊仿”等慈善机构，已具有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而得益于北宋物质生活的富足有余，学术思想的自由活跃，社会文明的阔步发展，乃至政治理念、思想文化的因循和创新，中国的传统文化登峰造极，包括制瓷行业，均放射出鼎盛的灿烂光辉。仅就陶瓷文化而言，发轫于斯的北宋官瓷，随顺宋文化超然物外的审美人生的陶冶和养育，其艺术上尽善尽美的追求，也创造了一代独特的陶瓷美学。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中国的陶瓷在经历了唐代流光溢彩的雍容浑厚之后，到宋代在重理尚意的传统哲学思想以及格物精神的影响下，承续了宋代文化的多个精神层面，逐步转化成自然清淡，高洁精致的艺术风格，作品含蓄隽永，艺术美与技术美完美合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在艺术上也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一点前文已谈到，作为国仪礼器，北宋官瓷首先在器物艺术造型设计上，以寓意为主，即宋徽宗所言的“寓意于物”，崇尚三代古礼器端庄的法度气象，把“制器尚象”设计理想作为官瓷设计的基本精神，考古制度极为精致，开拓了中国陶瓷艺术仿古的先声，创烧出典雅而古朴的仿青铜、玉器等礼器作品，为中国陶瓷史增添了一道清新典雅的美学光芒。尤为重要的是，北宋官瓷在继承“制器尚象”的精神下，贵貌取神，含道映物，坚持“运斤取法，必先正于圆方”（欧阳修语）的观念和理想，不偏不倚，作品求正不求奇，力求使之具中和之美，具载道精神，同时又进一步提出了“反朴归醇”、“革故取新”的设计主张，致力形而上自然、平淡境界的艺术追求，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把陶瓷艺术溶入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合一之中，以“归璞”来“全真”，妙造自然，充分展现了北宋官瓷的美学风采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魅力。
在瓷釉的美学追求方面，北宋官瓷刻意平淡意境的创造，对中国传统美学整体继承吸收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对此前中国青瓷艺术不专注的“深邃”、“正静”和“博远”等瓷釉品质，予以了特别的重视，开创“薄胎厚釉”的艺术风格，并内化为自己创作的基本理念。北宋官瓷不仅要求保证釉色平淡含蓄的超然语境，体现出了时代特色（也可称为不朽）的艺术特征，还要达到作为精神载体的高度，建立“垂法后世”的自我风貌，使瓷釉温润如玉的形式语言及意象，深蓄象征和隐喻，达到淡远深邃的审美境界。故而，北宋官瓷瓷釉的美，在很大意义上并不是来自其作品本身的绘画、刻划、雕刻和釉彩斑斓，而是来自自然祥和、萧散简远的审美意境，来自釉比美玉的艺术风格和风范，以及来自其工艺卓然高致的艺术创造。从现代美学角度上看，北宋官瓷神韵内蕴、质朴无华，简约、抽象的美学取向，无不在温润素雅之中表现出艺术家祥和静美的内心意蕴和悠远情怀，其所形成的官瓷独特的文化审美风格及审美意境，不仅正朔中国文化之源，也与当代艺术精神相契合，有着久远的经典意义。
具体而言，北宋官瓷对自然天成的美学风韵之追求理念，不同于汉唐大漠烽烟的崇高美学，而是确立了一种崭新的、含意深远的宋代审美思潮，其作品质朴典雅、端庄大气，不仅同中国传统美学的旨趣相吻合，而且在这种美学观念指导下创作的艺术佳作，是通过精益求精的工艺技术手段来实现的。从文化角度上说，工艺创作无疑是人类最具体的文化活动和文化资产，不仅讲究“用”，更兼及“美”的追求，这正如《周礼.考工记》所言：“天时、地利、材美、工巧，合此四者，方为良”，北宋文豪欧阳修也在其《大匠诲人以规矩赋》中强调：“匠之心也，本乎天巧；工之事也，作于圣人”的工匠之心，倡导设计造物活动的本体要与宇宙本体秉具一致性，才能“本乎天巧”，工艺创作要拥有独高的格局和神圣地位，才可达到“作于圣人”的优秀创造。徽宗举国之力创制的北宋官瓷，已在最大程度上印证了《考工记》以及欧阳修对优秀工艺的要求和评判，其融合丰富的人文思考，多样化的天然取材，以及经典的创意加值和文化加值，在孕育出独特的陶瓷艺术美学外，也打造出北宋官瓷典范和独特的艺术品牌。毫不夸张地说，北宋官瓷以人文艺术为基盘，以真挚的匠师精神，经由精益求精的创意激荡，从制样、选料到造型和最后的烧成，每一件官瓷作品都凝聚着工匠师傅辛勤的心血，汗水和智慧，每一件神完气足的北宋官瓷艺术作品，都是人类利用大自然赋予的先天条件与大师巨匠精湛技艺相结合所创造出的人间奇迹，禀赋着人类深深的文化烙印。
从很大意义上论，北宋官瓷作为国家礼器的创造，通过艺术上的严格追求，不仅工艺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造型的线条及釉质处理上也功夫卓绝，没有任何花俏轻浮之感，表现出端庄肃穆，气魄宏大的文化气息和文化意象，可以说把上古时代的青铜、玉器、漆器造型制作的典雅精美，融汇吸收，并推陈出新，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极为成功地传承了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这与唐代陶瓷广采博收，许多器物的造型、装饰内容多多少少接受外域文化的影响，彰显出一些异国情调有所不同，北宋官瓷专注传统正法，致力于民族独特的文化艺术，通过最纯粹、最朴实、且技艺惊人而风格高雅的艺术创造，来表现出不朽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北宋官瓷以美求简，美为简魂的艺术格调，作品古扑、浑厚而不失精巧、俊秀的造型，充分体现出徽宗个人独具禀赋的文化向往和文化品味，其作品比例协调，曲线优美，力避奢华和艳丽，形态恰到好处的神妙，实可给人以多一分显肥，少一分则瘦的艺术惊叹。徽宗这种不可模仿的文人气质和文化品质，也正是其它瓷种和窑口对北宋官瓷形制追仿不像的主要原因所在。再者，北宋官瓷釉质如冰似玉的纯净和莹润，乃至其纯正，稳定和深厚的釉色，以及其独特的陶瓷美学意蕴，实将中国青瓷艺术推到了一个令后世陶瓷艺术家无不高山仰止的艺术巅峰。而北宋官瓷如此古拙清逸、平淡简易的低调，其创作功行实已充分表达出敬畏天地、敬畏自然的艺术态度和审美意境，这当然也是北宋官瓷的文化荣耀。确实，人在伟大的宇宙中，许多时候，美是需要沉淀的，需要内敛和沉静，需要超然物外，纵然人们常有“高居自豪然”的情怀，但能成为象征和典范，绝对只能是一种隐喻、抽象的美学精神和典型的形象理念，用以总结和表述人与广袤宇宙的和谐，这就是北宋官瓷之于美的意义所在。
毋容置疑，北宋官瓷在文化艺术上尽善尽美的追求，创造了一代美学，其端庄、大气的神韵之美，以及天作冰裂的沧桑之美，无不体现出对中国陶瓷美学的独特贡献。从学术意义上言，北宋官瓷的艺术格调绝对是高雅、平淡、悠远而又高贵的，特别适合文人与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充盈着温柔、宽容、包容的生命情操和情境，这当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北宋登峰造极发展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见，北宋官瓷那玉润细密的冰片，隐约间闪烁着钻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艺人无意间用冰镐震开的冰花，穿过悠悠时空来到了我们面前，美妙、温润、细腻和久远，其既无精美的雕饰以哗众，又无艳丽的涂绘以媚人，唯以简单洗练的造型之美，以及釉色纹片开裂之俏所幻放出迷人的艺术魅力，来追求其平淡含蓄、至高至美的艺术境界。这种清水芙蓉、天然雕饰的自然美，使得北宋官瓷艺术上的审美观与北宋文人机智静穆的神往不谋而合，创造和定义了淡然雅致的中式美学，且照亮了我们今天亲近传统文化的艺术之心。正是在这种美学思考和追求的担保下，北宋官瓷舍弃了一切雕饰色彩，全靠瓷器本身素雅、简练、含蓄的独特造型，以及釉质、釉色和奇妙的纹片美感让人折服。说实在的，釉质如冰似玉、大气盈盈，油润温和、极具象征深意的北宋官瓷，其审美的总体特征，与其它瓷器实有着根本的区别，其凝聚在瓷器作品上的文化艺术，更是空前绝后和辉煌的，令人为之倾倒。特别在强调艺术和高雅生活的今天，用自己静穆的心灵，通过对北宋官瓷艺术身临其境的鉴赏和交流，实能让我们真正感悟到中国陶瓷艺术品质的卓越，这当然就是北宋官瓷文化艺术的魅力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官瓷的传世作品留有不少乾隆帝的诗词刻铭，据统计仅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刻铭就达十多首，由此可见乾隆帝对北宋官瓷艺术的钟爱，其中“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一句最为著名，将北宋官瓷质若青玉般朴和的光芒，以及“纹犹鳝血”的开片艺术描述的非常到位，几乎成为一句概括官瓷艺术特征的口诀，常为人所引用，再加上品鉴北宋官瓷窑变艺术的“紫口铁足”等独特风韵和神采的艺术变化，便构成了北宋官瓷精美典范的“龟背片、鳝血纹、紫口铁足、温润如玉”的基本艺术和美学特征。此外，清代学者朱琰在他的《陶说》一书中言：“曝书亭集官窑花浇铭，其温兮若鱼尾之散余霞，润兮若海棠之过朝雨”，十分形象地增补并描绘出官瓷作品玉润的光芒和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