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及后来的尧舜禹及夏初时期，华夏民族的都城在哪里？这是一个至今未解的难题。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证实了殷商的存在。对《史记·殷本纪》的肯定，必然引发出《史记·夏本纪》也为信史的认识。由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考古界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课题。
一、河洛地区的都城遗址
根据文献记载，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以嵩山为中心的伊洛河和颍河上游一带以及山西南部。都城是印证政权存在最主要的证据，虽然近几十年来发现的遗址有很多，但近似都城的发现却并不多见。
（一）二里头遗址
1959年开始，考古学家对位于洛阳盆地东部偃师县境内的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出土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根据测年结果，二里头遗址年代分布约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距今约3800～3500年，初步被确认为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
（二）王城岗遗址
1959年，为寻找“夏墟”，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对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与八方村之间的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王城岗遗址，当时称之为“八方遗址”。1977年，这里发现一座小型城址、奠基坑、青铜器残片和文字等。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内发掘采样，已测出的碳十四数据和研究成果表明，小城（王城岗二期）的年代，为公元前22世纪，已接近或进入夏纪年的范围之中。 2002年至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新的考古工作，新发现一座面积约在30万平方米大型城址，并确认大城是在小城废毁后建成的，这是迄今河南境内发现的最大面积的河南龙山文化城址，同时发现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遗存。学界从王城岗小城一发现，就开始把它和“禹都阳城”或大禹之父“鲧作城”挂上了钩，目前最新的解读是：王城岗小城有可能为“鲧作城”，而大城则是“禹都阳城”。
（三）新砦遗址
1979年起，考古学家开始对河南省新密市的新砦遗址进行发掘，这是一座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拥有内外三重城壕和大型建筑的夏代早期大型城址，城址内部不仅发现宗庙性质的大型建筑，还发现有加工骨器的手工作坊区，出土的遗物不仅数量众多，做工精美，而且规格很高，反映出新砦城的都邑性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项研究认为，新砦遗址极有可能是中国考古界苦苦寻找多年的夏代开国之君夏启的都城。寻找古代文献上记载的"黄台之丘"附近的"夏启之居"，是一代又一代致力于探索夏文明的考古人追索的迷题。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著名古文字学家丁山提出，夏启之居在今新郑市与新密市之间，"黄台之丘"即为黄台冈，黄台冈不远有"夏启之居"。2005年，经碳14测定，新砦遗址始建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下限不晚于前1700年，处于夏王朝统治时期。关于夏启出生和活动的地方，史籍多有记载，前人也早做过详细的考证。有专家认为，新砦遗址的位置完全符合《水经注》所云夏启之居的地望，城址的始建年代落入夏代早期年代范围之内，遗物的规格说明它本身具有王都的性质。结合其年代及相关历史文献记载，这座都邑城址很可能是黄台之丘附近的夏启之居，即夏启的都城。
《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夏启曾经在此会盟诸侯进行钧台之享，也曾为战国时期韩国的都城。《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阳城位于今天河南省登封告城镇，阳翟即今河南禹州，与登封相邻，位于告城镇东南。鲧是上古时期居住在崇山（即今嵩山）下夏部族的首领，故又称崇伯鲧。在古代崇和嵩是相通的，崇山即嵩山，“崇伯”即嵩山一带的首领，因此，大禹的籍贯应该是在郑州登封嵩山附近的。嵩山一带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大禹治水的动人故事。传说，大禹治水时，要在介于太室山和少室山之间的轩辕山打出一条疏洪泄流的通道。他顾不得回家，便与妻子涂山氏约定，以击鼓为号，把饭送到山上。为了加快挖山的速度，他化为一头神力无比的大黑熊，连推带扒，很快就把山挖掉了大半。正干的起劲时，一块劈山崩裂的石头误触皮鼓，禹妻闻听鼓声，连忙烧火做饭。当她拖着已怀孕的笨身子送饭到山上时，东张西望不见丈夫踪影，却见一头威猛的大黑熊在跳跃奔忙，吓得扭头就跑，大禹见此情景，顾不得变回原形就冲妻子追去，妻子受到惊吓，顷刻间化作一块巨石。大禹大声呼唤着妻子和将要出生的孩子，只听一声巨响，巨石突然开裂，从中蹦出一个婴儿，这就是禹的儿子启。于是后人便称这块裂开的巨石为“启母石”。西汉武帝游览嵩山时，被这个传说所感动，下令在这里修建了启母庙。今启母庙已荡然无存，但东汉时在庙前修建的启母阙还依然保留着。
综合上面的情况，如果对启的都城必须二选一，我选王城岗。一是它的年代早于新砦遗址，大体位于推测中的夏的起始年代；二是它与“禹都阳城”“启母石”等记述及传说相吻合。
二、西北高原及南方的都城遗址
还有人认为，三星堆遗址即是禹都阳城。当然，大胆假设是可以的，关键是要有证据的支撑。 那么，夏早期及尧舜禹时期的都城究竟在哪里？
（一）石峁古城
1976年，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戴应新在山西进行考察，从山西民间听到关于神木石峁的一些信息，于是专门到石峁考察，此后先后有来自西安和北京的考古队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碳十四系列测年确认，石峁城址兴盛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左右。从勘察结果来看，石峁石城分为外城和内城，内城墙体残长2000米，外城墙体残长2.84千米，整个古城面积约425万平方米，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据推算，它作为城市被使用的时间应当在300年以上。中国史前古城多以土城为主，而石峁古城是用石块砌成的石城，因此，石峁古城也是中国上古时代最大的石城。石峁遗址是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窗口，可能是夏早期中国北方的中心，有可能是黄帝的都城昆仑城。除了神木石峁遗址，陕北地区存在20余处史前石城遗址，它们的年代多集中在距今5000年至4500年前后，面积从几万平方米到三四十万平方米不等。专家认为，大量史前石城遗址的发现，对了解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史前聚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立陕北地区史前文化谱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陶寺遗址
1978年起，考古专家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发掘和整理。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规模仅次于浙江良渚城址和陕西神木石峁古城。经碳十四测定，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发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据统计有六大“最”，一是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二是最早的文字，三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四是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图腾，五是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六是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一片扁壶残片，残片断茬周围涂有红色，残片上朱书两个文字，其中的一个字为“文”，另外一个字专家们有“尧”“易”“命”等多种解释。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大家公认甲骨文是初步定型成熟的文字系统，但同时也认为在甲骨文之前还有一段很长的历史。这个残片上的朱书文字表明，早在比殷墟早七八百年的陶寺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文字，它们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良渚遗址
1936年，施昕更发掘浙江余杭良渚遗址。良渚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距今已经有4700至5100年。夏鼐先生于1977年发表的《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指出：“如果这些数据都可靠，并且上引两个数据接近于它的上、下限，则良渚文化的延续时间也达一千年左右，即公元前3300—2250年”。这么说来，良渚遗址距今约5300-4500年左右。
截止目前，石峁遗址和良渚遗址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两大都城遗址。在缺乏史料及物证的情况下，如何把现有的遗址和历史片段勾连起来，有时候确实需要灵机一动的奇思妙想。
三、几点猜测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夫做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并论述道：“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其实自司马迁以后的朝代，比如隋、唐、宋、元、清、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无不进一步验证了司马迁的这个结论。在此不妨大胆推测一下，在夏之前的尧舜禹部落争霸年代，中国历史上亦存在西北方向政权统一全国的规律。结合有关史料，可以做如下猜测：
（一） 黄帝部落发源于今陕北榆林一带，其都城即石卯城。炎帝部落活动在今天的山西西南临汾一带，都城在陶寺。蚩尤部落活动在今杭州一带，都城在良渚。那个时代，气候温暖，今陕北榆林一带，水草丰茂，河南一带则森林密布，生活着大量的大象和犀牛。今河南简称豫，即人牵着大象的会意，东汉慎在《说文》中解释说：“豫,象之大者。予,推予也,象相予之形”。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指出，中国五千年来的气候特点是冷暖交替，反复向下的变化过程，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开始，中国进入一段温暖期。竺可桢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这个推论，大概黄帝部落就是那个时期发展并繁荣起来的。更进一步地，如果位于陕北桥山的黄帝陵确凿无疑，则黄帝兴起于榆林的可能性亦大大增加。
（二）公元前2200年前后，随着气候变冷，西北地区逐渐不适宜居住，来自西北方向陕北榆林的黄帝部落向南进攻，战胜东南方向的山西临汾的炎帝部落，两大部落融合，奠定了华夏民族的基础。来自杭州的蚩尤部落后来向北发展，一直到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成为东夷族，被炎黄部落击溃。竺可桢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治乱时期，与气候的温暖期和寒冷期基本一致，比如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850年（西周前期）是寒冷期，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春秋、战国、秦、西汉时期）是温暖期，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东汉、三国、六朝时期）是寒冷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隋、唐、北宋初期）是温暖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两宋时期）寒冷期，公元1200年到1400年（南宋后期、元代时期）是温暖期，从公元1400年至1900年（明清时期）是寒冷期。这么说来的话，中国历史上的动乱期，比如北方或西方游牧民族多次入侵中原，也可以看做是气候变冷的结果，向温暖的地域转移是生存的必须条件，不南侵就无法生存，所以其战斗力往往极强，而且所向披靡。
（三）时光又过去了200年左右，到了尧帝生活的时代，部落的核心区域在今陕西榆林和山西临汾之间。这时候又逐渐进入温暖期，由于气温继续升高，青藏高原的冰雪融化速度加快，黄河水量暴增。其时的黄河中下游还没有河道，河水经常泛滥成灾，淤积在今陕西、陕西之间形成大泽，且多年不退。一遇水灾，包括石卯、陶寺在内的今陕西、山西中南部就泛滥成灾。尧派鲧治理水患，但鲧采取堵的方式，治水九年不成，被继位的舜杀掉。舜让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水患，禹吸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开始采取疏导的办法，他组织民众在今陕西、山西之间沿晋陕大峡谷凿出一条河道来，遇到孟门等山，也想方设法劈开，并在下游平原地区开挖河道，历时十三年，终于将黄河水患制服。《吕氏春秋》中有一段文字：“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就是对这段历史的生动描述。至今黄河孟门遗址仍在，当地传说与山川河流的现实形态及地貌非常契合。
战国尸佼《尸子》记载有“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这里的孟门就是指今山西省柳林县黄河东岸的孟门镇，即陕西吴堡县东临黄河之古隘道，大禹治水在定湖西南劈开蛟龙石壁谓之孟门也。在夏禹治水之前，因今孟门村西南蛟龙石壁将黄河东西两岸的石山连接成一个天然的黄河大石坝，挡住了黄河的去路，形成湖海，有所谓“定湖”之称。历史上的“禹凿龙门”，打通了位于河津市西北黄河峡谷中的龙门（又称禹门口），黄土高原北高南低地势下的山西巨湖与黄河峡谷连通，导致“黄河水、鸿水飞流直下，浩浩荡荡，沿黄河河道流向东海，而原先的大湖逐渐萎缩，湖底渐渐裸露，高原盆地一览无遗，湖水浓缩成了一条细小的河流，南边流向的这条就是汾河。华强在《消失在远古的“冀湖”》一文中认为，山西曾经是被东边太行山、西边吕梁山、北面勾注山、南面中条山和王屋山所包裹的一个面积达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千岛之湖，名曰“鸿水”。他认为，远古时期，山西不仅不缺水，而且还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巨大湖泊”。如果没有后来的“禹凿龙门，通大夏”，今日山西放眼望去估计还是一片无边无尽的汪洋。
（四） 历史上，殷商曾多次迁都，张衡在《西京赋》中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自始祖契至汤八迁，由汤自纣王则五迁。根据后人的考证，至少商都经历了亳、商丘、奄等多个城址，大致涉及今安徽亳州、山东曲阜、河南安阳等地，距离跨度非常大。进一步推测，在商之前的夏及更早，远距离的迁都是经常和可能的。待禹将黄河中下游的水患治理成功以后，他们发现，黄河中下游土地更为肥沃，平原更广阔，更适宜居住和耕作，于是便将都城迁到了今河南登封一带的王城岗。于是，华夏民族的都城沿着以下路线迁移:陕西神木——山西襄汾——河南登封——安徽亳州——河南安阳，等等。当然，中间也伴随着气候的巨大变化，温暖——寒冷，洪水——干旱，战争——和平交替上演，气候条件变迁及抵御内外敌人的需要成了迁都的主要推动力。
当然了，猜测毕竟只是猜测，是否符合事实，还需要来自器物学（比如陶器）、生物学（比如骨骼DNA）、地理学和古气候学等方面的证据支撑，以及更多考古发现的进一步验证或修订，但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路总是不错的。历史的发展总是有其内在规律的，说不定，灵机一动的念头恰恰就猜对了呢。
四、关于后羿射日的解释
后羿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传说在民间耳熟能详。其实，史迹中的后羿，曾一度灭掉了夏朝。禹将帝位传给了儿子启后，启的晚年生活日益腐化，他喜欢饮酒、打猎、歌舞而疏于朝政。启死，其子太康继位，也沉湎于声色酒食之中，政事不修，促使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外部四夷背叛。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看到夏王朝内部矛盾重重，借太康外出狩猎数月不归之时，乘机掌握了夏的政权。太康死后，其弟仲康继位，仲康势弱，当了傀儡。仲康死后，其子相继位。后羿把相赶走，自己当了国王，这就是史书上称作“太康失国”和“后羿代夏”的故事。
《山海经》云：“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十日，落沃焦” 。《淮南子·本经训》云：“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
靠人力射落太阳当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后羿射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第一种解释： 我们这个民族，在开始重视农耕的时代，不但需要一位治水的英雄，还需要一位抗旱的英雄。与大禹治水相反，当时的部落还需要面对旱灾的威胁。水患治理成功以后，随着气候继续变暖，天气越来越热，河道疏通百川入海以后，位于黄河下游的东夷族缺水的问题日渐显现，到了不迁移、不反抗、不寻找水源就无法生存的地步。后羿是东夷族的首领，东夷族自蚩尤被杀掉以后，虽然表面上服从炎黄部落及其后代尧舜禹的领导，但一直不甘于被奴役统治的地位。到了太康时期，政治（太康无道）、气候（连年干旱）、军事（东夷人善射， 后羿尤其出色。《说文》解释：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会意,弓所持也）等条件都具备了，于是向西发动了争夺水源、报仇雪恨的战争。为什么要向西呢，因为经过上百年的温暖期，上游的冰川融化得差不多了，黄河来水也减少了，东夷部落要从黄河下游向中上游前移，而且夏朝的都城也在西方。所谓射落九日，可能只是消灭了前进路上途径的九个方国而已。
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东夷族有“九黎”之说，九黎即九个部落，每个部落有一个酋长，之前蚩尤是九黎的大酋长。《国语》云：“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蚩尤被灭掉以后，九黎逐渐融合于华夏族，这就是所谓“黎民”的由来。到了后羿时期，他要想灭掉夏朝，必须先团结东夷族群，将九黎统一于自己麾下。由于九黎依附夏朝已久，已不听招呼，于是后羿首先发动了对九黎的战争，将九个部落首领射死，这就是所谓后羿射日的由来。而东夷族的图腾是鸟，在神话传说中被后羿射掉的太阳恰恰就是三足乌，其实就是东夷族九黎的图腾。也许，后羿射中的，只是九个部落以三足乌为标志的军旗。传说，后羿之前的大羿统一了东方各部落方国，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由于该国家为众多崇拜太阳的部落方国所组成，在《山海经》中被称为“十日国”。古代把天叫做昊天，是以太阳为主的，太昊、少昊之所以称昊，是代表太阳神。《楚辞·招魂》谓天有十日，九日居大木之下枝，一日居上枝， 尧使后羿射之，中九日。《山海经 海外东经》云：“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所谓上枝下枝，无非是表明邦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并不是指十个太阳的高度高于或低于树枝。后羿作为十日国之一的国君，干掉了其他九个崇拜太阳的方国 ，重新统一了东夷族，或者灭掉了九个不肯投降的“太阳部落”，只保留一个以延续其祭祀，这在当时可能是通行的做法，亦被后世的殷商（灭夏不毁宗祀）和周（灭商不毁宗祀）所效仿。后世为了渲染其伟力，将灭掉了九个以太阳为图腾的部落，神话为射掉了九个太阳，也是符合情理的。
还有第三种解释。NASA的华裔科学家赵丰教授认为 ：后羿射日事件其实是一次彗星撞击地球事件，类似于1994年levy-9彗星撞击木星事件的缩小版。因为彗星质地松散，当彗星被行星捕捉，在潮汐力作用下会发生解体成为一串天体，所谓九日，正是彗星解体为九块。九块天体进入地球大气层后，因摩擦灼热成为似“太阳”的发光发热体，这便是山海经中“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接着这些看似“太阳”的物体便会很快撞击地球。也许后羿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习惯性地搭弓射箭，试图射落这九个“太阳”。其实不管他射与不射，“九日”终将坠落，但当时的部族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以为肯定是后羿的功劳。因为彗星质地松散，撞击行星后并不会留下明显的陨石坑，所以陨落之处一片焦黑泥烂，这便是山海经中“羿射九日，落为沃焦”的原因。
太康失国后不久即死去，族人立其弟仲康，流落于洛水附近。仲康死，子相立。也有人说，羿射十日，即射杀夏“相”，盖因古书传抄之误，将“相”字误写成了“十日”。羿射十日，实为后羿射死相。《山海经》云：“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更加令学者确信，“十日”绝不是什么是十个太阳，而是人名，即“相”。但是，这明显又与后羿射掉九个太阳的传说不符，而且那时候书写习惯应当是竖写而不是横写，不应当犯此类的低级错误。
近年来，通过对《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古籍的研读，历览朝代更迭、人事兴替，我有了一种深深的体会：历史是用来重复的。比如，后羿篡夺了夏的政权之后，并没有吸取太康的教训，而是开始放纵，由于善射，他像太康那样沉迷于打猎，并把朝政全部托付给大臣寒浞。寒浞本来就是一个投机分子，他足智多谋，处事圆滑，深得后羿信任，连后羿的妻子纯狐都依附他（这可能就是嫦娥奔月传说的缘起）。没过几年，寒浞在后羿妻子及家臣的帮助下，联合逢蒙谋杀了后羿，不但夺取了后羿的胜利果实，还继承了羿的妻子，并生育了浇和豷两个儿子。而相在寒浞的追杀下，逃往帝丘同姓之诸侯斟寻氏以及斟灌氏。寒浞命浇率师“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相当为寒浞所灭，非后羿射杀）。相妻后缗逃至有仍氏（今山东济宁），生下遗腹子少康。少康长大以后，在有仍氏、有虞氏帮助下，一举发兵灭掉寒浞，成功复国，光复夏朝，史称“少康中兴”——这当然是后话了。 回到正题，不管“后羿射日”究竟反映了怎样的史实，但后面这一段的历史则基本上是确切无疑的了。
读书多了，疑问也就多了。为了消除心中的疑团，我试图将未知的那段中国历史，通过现有的考古发现和已有的典籍记录，努力串联起来，并尽量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也是堆砌出上面这段文字的缘起。然而，相对于专业人士，我毕竟只是个门外汉，没有受过专门训练，见识鄙陋，一孔窥豹，所以难免出现各种谬误，还请方家指正。可是，对于一个普通的“圈外”人来说，毕竟能够看到的类似的讨论还是太少，拙文就算做是抛砖引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