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小日本，爱国的吃瓜群众就要按耐不住咬牙切齿——盘他！盘他就对了！不过今天咱不说民族仇恨，也不说侵华战争，今天让我们高大上地站在人类学研究的角度上，客观地剖析一下“日本鬼子”怎么样？
1、怎么这么自相矛盾？
本尼迪克特在研究中发现日本人最不可思议的性格就是自相矛盾，他们的一些言行令人极为疑惑。纵观历史，对日本人的描述总是会用到“……但是，又……”的转折句。
书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其他非日本民族是，是不大会既说他们彬彬有礼，又加上一句说“但是他们又很蛮横倨傲”；他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无比顽固，又说“但是他们又极易适应激烈的革新”；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也不会说他们忠诚宽厚，又宣称“但是他们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也不会既说他们本性勇敢，又描述他们如何怯懦；也不会既说他们的行动完全出于考虑别人的评价，即自己的面子，又说他们具有真诚的良心；也不会即讲他们在军中接受机器人式的训练，又描述那个军队的士兵如何不服管教，甚至犯上作乱；也不会既讲该民族热诚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
然而所有这一切的矛盾的交织就构成了日本人。
总结一下就是……温柔又野蛮、勇敢又怯懦、既忠诚又叛逆、顽梗不化又柔弱善变、既想顺从本心又特爱面子。整啥玩意？累不？
三岛由纪夫说，日本是个极其矛盾的民族，柔美的花与刚烈的刀可以同时被人尊为至美而刚柔相济。“菊”与“刀”，当我们纵观日本史，就会发现日本民族正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性和二元性的民族。
2、对“等级制”的执着和迷信
日本人对等级制的迷信到了什么程度？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也是等级森严的，士农工商，从皇家贵族到建民奴隶，但中国的底层人民在受到压迫剥削时是会反抗的，会推翻上层阶级的统治，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也太多了，在中国的伦理体系中，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但在日本就不一样了。日本的“天皇”是一脉相传，最可怕的是，底层阶级满足并恪守着自己的阶级本分，比如等级制下有这么一条规矩：贵族可以穿五颜六色的衣服，农民只能穿灰色衣服，那么日本的农民不但不觉得这是不平等，反而觉得我穿灰色的衣服就是体面的，有尊严的，穿了别的颜色的衣服就是丢了面儿，遭人笑话。
但日本的农民阶级也不是不会起义，当底层阶级被压榨到无法生存的地步，他们也会揭杆而反。然而，对日本农民来说，虽然他们是被统治者压迫而不得不起义，这种起义的行为仍旧是不忠的，是不可饶恕的，起义成功后，起义领导者会接受处刑，其他农民也会聚集在一起观看起义领导者被处刑，他们会视领导者为英雄，却不觉得愤慨，包括被处刑的领导者在内的起义者们，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3、我决不投降！
本尼迪克特对比了美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投降这件事儿上截然不同的选择。
美国的军队在伤亡超过三分之一时就会缴械投降，日本人会十分诧异：“纳尼？你们好胳膊好腿这么多人，为啥子要投降！”而日本人则更愿意选择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被日军俘虏的美国人，最好别在日本人面前露出笑脸，不然他们会觉得：“艾玛真不要脸，都当了俘虏了还有脸笑！”
3、精神能够超越物质？一看你就没有学过马克思！
日本人很能相信精神能够超越物质，相信精神代代力量能够超越一切。打个比方，在战时，躲避战乱的日本群众又饿又冷，日本广播却呼吁大家做广播体操，锻炼身体，磨练意志，这样就不冷不饿了……纳尼……这是什么神理论……
日本的反物质在战时体现的最为明显的是医疗的薄弱——一支队伍里可能压根就没有一个正经的医疗人员，更没有完善的医疗设施，俺们不需要治疗！
这是本尼迪克特说的，我没研究过，也不知道是不是太夸张了。
当然本尼迪克特这本《菊与刀》里还谈了日本民族很多其他的性格特点。比如他们对家庭观的解读，他们与中国样很注重孝道和家庭，但与中国不同（更多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中国的家庭包括了一个庞大的宗族，上至祖宗八代，那些七大姑八大姨，都是中国家庭观里的组成部分，这个我们看很多古代电视剧就非常清楚了。当然现在的中国更多的说起家庭仅仅指的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些平时经常见到、并产生密切联系的亲人。但日本的家庭观自始至终就仅限于这些有密切联系的亲人。
比起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现在的脑残粉们对小鲜肉的那种追星压根算不得什么了。还有日本人对“恩”的认识，类似美国人对“欠债”的概念，是一种沉重的不得不还的负担……更多的内容无法一一展开，只把我觉得最好玩（最莫名其妙）的写了下来。
最后，还要提一下这本书的创作背景。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轴心国的失败已成定局。此时，美军进占日本本土只是时间问题。也许同是欧洲文化背景，美国对德国战后问题的决策较为清晰。但是如何处置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战后问题，美国政府需要迫切作出决策。为此，美国政府动员了各方面的专家来研究日本，提供资料和意见，以期制定出最后的决策。鲁思·本尼迪克特是接受这一课题的众多专家学者之一。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46年她把这份报告写成书出版，即《菊与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