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年初，大概在女儿一岁的时候，妻子给女儿断了奶。春节后再送女儿去托儿所时就得给她带中午饭了。
妻子特意给她买了一个圆形的小铝饭盒。她的午饭基本天天一样，就是小面条。每天早晨起来我是先捅火，再和一块面饧着，之后才是洗漱。洗漱后再擀面，切菜，炝锅，煮面条，我擀细面条是一绝，能切得像挂面那么细。女儿很爱吃我擀的小面条，给她带满满一饭盒都能吃了。
白天她妈妈送她上托儿所，到了晚上我才有机会陪她玩。那时候孩子也没有什么玩具，哄她玩就是教她说话，扶着她学走路。她在一岁的时候，不但学会了走路，还开始学着说话。她学会的第一句话是“妈妈”，第二句话是“拿拿”，第三句话才是“爸爸”。第一次听到她叫我的时候，我心里美得了不得，抱起来就亲。后来她就能说3个字的话了，主要是夸托儿所的小朋友：“冬冬好！红红好！……”后来就能表达简单的意思了，但常把词序搞错，比如我们常在她故意捣乱时说她“该挨揍”，她记住了，我们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她也说这句，但说的是“挨该揍”。之后我们再说她时，也用她这句“挨该揍”。另外，她对否定句掌握不好，问她坐过火车吗？她会回答：“坐不过。”
1979年1月27日（除夕），我们三口乘火车去天津过年。去时北屋全哥让我们给他捎“老美华”的春富呢布鞋。
去天津我们很少坐长途汽车，一般都坐石家庄到秦皇岛的那班火车（记得有两层车厢），它是10点多到达保定，4点多到达天津。这班列车虽说是快车，可需要坐5个半小时（人们戏称“石秦特慢”）。那时火车中途上车一律没有座位号，只有盯好下车的人才有可能坐上。由于车上的人实在太多，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我们没有等到座位，要从保定站到天津。那时候是不是有“春运”的说法，已没有印象，但春节时买票难、坐车难，与现在无二。
火车晚点很长时间。我们坐的是快车，可途中总给别的车让路，为此我还找了列车员，可她说她也没办法。
岳父家在勤俭桥的西边，我们下火车后先乘5路公交车，再换乘10路公交车，才能到下车的站点勤俭桥。
下了公交车，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岳父家。此时天已大黑，妻子抱孩子，我拿东西，步行往家走。岳父用分的楼房换的两间旧房我从没有去过，地震倒塌后盖成新房我也没有去过，只知道个大概方位，妻子也不是很熟悉，我们就朝着那个方向走。
我们过一大片空旷的荒地，看不出是拆迁留下的，还是没有建设的荒地，里面还有大坑，有些吓人。
我们的方向感不错，直接找到了新盖的房子。新房是对门的两间，一北一南，中间有条两米的小胡同。
岳父岳母及弟弟妹妹看我们来了，都很高兴。赶紧给我们做饭。都抢着抱一岁的女儿。
新房是1976年地震后的的第二年下半年盖好的。新式的红砖房，都有可以开关的玻璃窗，屋里很亮堂。进门有台阶，屋里地面明显高于室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岳父换的房子。
岳父岳母和小内弟住在北屋，其他姐妹住在南屋。
晚上，我和妻子、女儿住在了南屋。南屋的床就是我帮助买的那张铁床。我们都横着睡，这样可以多挤一些人。南屋的北墙开有一个不大的后窗，窗户的西边挂着一幅立轴古画，不大，很旧，画面已呈浅褐色。是一幅人物画，为一古装子女，持一杆，荷一篮，篮中有桃，我觉得应该是“麻姑献寿”图。
过年的情形已想不起什么，就记得岳父岳母和我们一起去柳摊那边玩儿，过河没有桥，要坐摆渡船。那天天气很好，地上有雪。
因为我初四上班，初三我就回了保定。妻子有探亲假和倒休，她和女儿要在天津过了十五再回保定。
1979年2月12日，我去火车站接妻子和女儿。
印象中她们坐的那趟秦皇岛到石家庄列车，大约在6点左右到站。我买站台票进站时检票员说列车晚点10分钟，可进了站广播里又说晚点45分钟。还得在寒风中冻半个小时，我心里那个火啊。
站台上冷冷清清，接站的人不多。我等得心焦，就来回溜达起来。走到站内办公大楼门口时，看到一个人总是盯着我，我不由也多看了他几眼，好眼熟，对！梁同学！梁同学是我的小学同学，我已从同厂许工友的爱人那里得知他在机务段工作，所以我立即断定是他无疑。
我快步走过去，他也迎过来，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互相看着，笑着。听说我来接妻子女儿，火车晚了点，他解释说，由于运动的后遗症，列车晚点成了顽疾，不过铁路系统在抓正点率，相信会解决的。我问他为什么在这里，他说他就在火车站机关工作。
他把我接进他的办公室，给我递烟，倒水，显得非常激动。我问他的近况，他也问我的近况。原来他已从机务段调到机关，还当了书记（是整个火车站的党委书记，还是某部门的支部书记记不清了）。我说，你比我混得好，我去了兵团，返城后分到二塑，挺小的一个厂子。
我俩曾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可又不知从何说起，除了问他工作忙不忙，就是问一问其他同学的情况，心里的好多话似乎都说不出来。长时间不见让我们这么好的朋友都有了隔膜，我心里有些悲哀。
晚点的列车终于来了，他非要陪我去接人。得知我的妻子是天津人（他也是天津人），他还嘱咐我要照顾好他的老乡。他送我们出了站，我们走出好远，他还在挥手。
由于春节没有在保定过，我们春节的副食票剩了不少。这些票都是宝贝，妻子怕浪费了催着我快去买东西。平时每月每人供应1斤猪肉，过年供应2斤，我们3口就是6斤，我一算这花销太大了，就只买了2斤。由于副食票都有期限，最后那4斤猪肉票作废了，妻子说还不如提前送了人呢。
那时新市场已有了卖油条的小摊儿，她们回来后我去新市场买油条作早点。我们吃着那个好吃，妻子说：“要是天天都能吃上该多好哇！”
妻子在天津时没有给全哥买到老美华的布鞋，岳父惦记上此事，转了好多次才买到。妻子的妹妹在寄鞋的来信中说，岳父是在一个雪天买到的鞋，路上还摔了跤。家里人埋怨他，他说：“他们在一起处得不错，求点儿事都办不了，显得多不好。”
春节之后，村里来了卖小鸡的，妻子也买了两只给女儿当宠物。当然也盼着它们长大了能下蛋，那样女儿就有了营养品。于是我也有了新任务，就是给鸡喂食。那时也不讲什么饲料配比，就是剁点儿包下来的菜叶，再拌点儿玉米面。
俩小鸡长得很快，不知不觉就长到了鸽子大小。可这俩宠物再也不乖了，老是抢吃抢喝的。
有一天早晨（那天休息），女儿正站在外屋吃蛋糕，俩小鸡跑进来找食，大概是闻到了蛋糕的香味儿，其中一只扑棱棱地飞跳起来就啄女儿手里的蛋糕，女儿吓得尖声哭叫。我大怒，绰起条帚就追着打它，直到它跑远。
到了下午它也没有回来，我有些不放心了，就四处寻找。找来找去，在我们院儿的厕所里发现了它——一动不动地泡在尿缸里，已经死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妻子也有些难过。我宽慰妻子说：“它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活该！”
话是这么说，可我心里还是别扭，它怎么会掉到尿缸里呢？鸡有这么大气性吗？它怎么就不明白，为这区区小事就轻生，不值得！主人是不会为这点儿小事没完没了的。
我还怀疑是其它原因使它落入尿缸，可又没有他杀的证据，只好不了了之。
剩下的那只小鸡，不知是受到了精神刺激，还是失去伴侣过分悲哀，再也不好好吃食，是越养越弱，不久也死了。
秋天的时候，我俩带着女儿出去玩儿的时候，她已经能自己走了。安哥给她照过一张照片，在莲池照的，抢拍，还小跑着呢。
不会走时她总要走，会走了又总想让抱着。她还会使小心眼，走一会儿就喊：“妈妈，我腿疼。”
那时正是吟蛩绕阶之际，蛐蛐儿声就响在房前屋后。我小的时候爱养蛐蛐，也给女儿捉了两只养在罐头瓶里。她一点儿也不怕，还挺喜欢，一回到家就问我喂了蛐蛐没有，还要拿出罐头瓶跟它们玩儿，用小草做的掸子逗它们，饶有兴致地看它们互相追逐。
当然，还有比这更好玩儿的，那就是看鸭子。
我们住的西郊水碾头村的西边就是一亩泉河。一亩泉河在保定相当有名，人们称它为母亲河。它的源头是一亩泉，当年泉眼的水非常多，喷涌如柱，水面有一亩之阔。西郊八大厂建成后工业用水剧增，泉水才逐渐干涸。
每天妻子做晚饭的时候，女儿都闹着要出去玩儿，一般我就领着她到河边去看鸭子。
我俩出门后穿村向西，走上几分钟，就到了河边。这段河道是南北向，河的两边稀疏地长着一些细而弱的苇子，岸上是社员种的稻田。中部有一座没有桥栏的石板小桥，很少看到有人从上面通过。河水很浅，最深的地方感觉也过不了腰。
这里基本没人，但鸭子却很多，得有大几十只，三五成群地在河里觅食。由于看不到赶鸭人，我觉得它们就是我们村的社员养的。看到鸭子女儿的精神头就来了，指点着数数，还给它们起名字，无非是小黑、小黄、小花之类。
我们随着鸭子的游动，在河边漫步。当暮霭悄悄弥漫在水面的时候，我们也就该回家了。我们沿河向南，从村子的另一边绕回。到家时妻子已把饭做好，女儿也正好饿了，我们就欢叫着开饭。
一生只能要一个孩子了（那时已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就更得教育培养好了。为了增强孩子的学习兴趣，妻子给女儿订了1980年全年的《看图说话》。这是一种横版16开的幼儿彩色杂志，以图画为主，辅以简单的文字，不但能提高孩子的观察表达能力，还能让孩子对文字有初步的认识，所讲的小故事一般都蕴含一个简单的道理，有寓教于乐的功能。我觉得它很适合孩子看，女儿也确实喜欢，几乎每天都要翻一翻旧的，还嚷嚷着要新的。
大概在1979年11月份，厂里开始发副食品价格补贴，每人5元。
（除女儿照片，其余照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