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村子叫河池村，位于河南西南部的邓州。村子东边有一条小河，从北边数十公里的山里发源，最终流入汉江，叫“爬鱼河”，据说在她水草丰茂的岁月里，经常会有鱼成群结队爬上浅滩。在明朝嘉靖年的县志上，她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曲河”。
25年前，村边的爬鱼河迎来了第一次断流干涸。不到膝盖深的水里，大人小孩就像疯了一样，用镰刀或者双手捉光了大鱼和小鱼。从此以后，爬鱼河再也没有淹死人的记录。那块波光粼粼，上下长流、随风激浪的河面，沦为了一潭死水。
小河上下，几百年来，多少代赤膊的汉子，都会在最炎热的夏日，赶着牛车，把一家人的口粮驮拉回家。他们皮鞭下的黄牛，就像主人一样健壮。这样的图景，也在我童年结束之后，一去不再复返。
同族一位已逝去12年的长辈曾告诉我，他小时候过年，要比我小时候过年热闹得多。玩“社火”的人群会聚集在村里的关帝庙前，拜祭上苍，求告来年会风调雨顺。这个关帝庙在土改后被拆除，在上面盖了一所小学校，我父亲和我都在这所小学里毕业。小学后来迁址新建，2011年春节我写返乡手记时，老小学只留下男厕所一段蹲位，我拍了一张照片登在报纸上，至今像膏药一般，还贴在河池村的百度百科里。
从2009年起，我每一年都要写返乡手记，一开始是作为记者完成报社的任务，最后，我作为村民坚持为村庄作记录。我从奔三写到奔四，那些曾生龙活虎的面孔，也一张张湮灭在时间深处。在城市化浪潮催动下，乡村像是按下了三倍速一样狂奔，越来越像城市的赝品——这或许看上去还不错。
乡村公路上一场剐蹭
我腊月三十中午回到村里，坐的是小学同学K新买的一辆奥迪Q3。K与我同岁，至今没有婚育。他在北京中关村写代码，摇了好多个月也没摇到号，临近过年，他买下这辆车，上了一张临牌，从北京一直开到村里。
毫无疑问，这辆在乡下称得上豪车的白色奥迪，会给他去相亲平添不少底气。从两三年前开始，一辆小轿车已经成为村里婚龄男青年的标配。没有汽车或者不会开车，已经成为男人无能的一种象征。
小轿车就像二三十年的黄牛一样，一头又一头，卧在农家的房前屋后。但是，连接各个村子的村村通公路，却只有3.5米宽，勉强够两辆车会车，于是小事故不断，时而有大打出手者。
正月初一下午，我想到镇上超市，为一个侄子和三个侄女一人买一件玩具。我不会开车，就喊弟弟开车送我们。弟弟却拒绝出车，一来他和我母亲一样，都认为给小孩买玩具没什么用。更重要的是，他正忙着找人打麻将。
我只好去找父亲帮忙，他一个月前刚拿驾照。他二话没说，发动汽车，拉着我和四个小孩， 走了不到一公里，在一个拐角处就撞了车。我坐在副驾驶上看得很清楚，双方会车靠得太近，父亲的反应又太慢，没有急打右转向，左车头就擦到了迎面车子的左后车体，留下了一块不太明显的擦痕。
对面车上下来几个年轻男女，吵闹着索赔。尤以一个女子，说话特别难听，口口声声“你年纪一大把了，啥素质”，还冲上来想抢父亲的车钥匙。我忙拦在中间。在争执的那几分钟里，她嘴越来越脏，我情绪几乎失控，不止一次想挥拳打向她的鼻梁。
她随行的两个男的都二十四五岁模样，个头都不足一米七零。我不停观察他们，如果打起来，他们不会占到任何便宜。要知道，这还是在我们村子地界上。
最终那女的消停了一点，我让父亲停好车，让开了主路，让对方几个年轻人打电话报警。估计是当天乡下事故太多，交警半个小时也没赶到。对方可能是怕挨打，又喊来了村里他们认识的几个年轻人，走过来一问都熟门熟户，于是各自劝慰几句，暂时散去。
等我午夜回到家才知道，下午差点打起来的那个女的，在双方息事后，还不依不饶，又追着我父亲到村里，跟我母亲吵了一架后，才悻悻离去。
初一晚上，我在镇上一家农家乐，跟一群初中同学吃饭。在乡镇派出所上班的老同学告诉我，乡下车子越来越多，大家开车又都不太讲规矩，于是摩擦不断。大事故出交警，小事故等派出所警察到场，往往就是调解了事。也有双方闹成群殴的，那就走司法程序，该抓的抓，该赔的赔。
老百姓因为小事打架流血，又调停和解的案件，是基层警方用以创收，补贴经费不足的主要渠道。我听了这些潜规则，不由得暗自苦笑。回到老家，意味着在城市习得的不少生活经验会失效，你必须学得凶狠狡诈一些，才能既不丢掉面子，也不损失票子。
可惜这种平衡，大部分人一辈子也学不会。
城里过气的骗术，盯上了村里的老人
经过这场事故之后，我劝父亲以后永远不要再开车了。我不想再听到他与谁剐蹭的消息，也不敢回忆他在路上的惊慌失措——既难以操控汽车，也无力反击他人的恶意。
他得学会服老，尽管他有些不服气。
父亲出生于1954年，他是村里超过60岁者考驾照的第一人。他的驾照是在邓州市区学的，学费五千六，管吃住。两三个月前，他考完科二，我才知道他去学驾照的事儿。
我笑着问他，你到城里学车，我妈给了你多少零花钱？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我就明白了，忙联系到在驾校旁边开门店的一位高中同学，微信转账一千元，捎给了父亲。
还没过一星期，母亲突然打来电话，追问我这一千块的事儿。原来，父亲带着一个新锅回家，自称是两三百买的。母亲一听就恼了：我就给你两三百当零花，你哪来的钱买锅，该不会是偷我的钱吧？
我的作证，还了父亲清白。母亲又开始生气父亲老糊涂，原来他这口锅来路不正。
就在收到我那一千块的晚上，他在大街上遇到一伙人做活动，锣鼓喧天很是热闹，号称“免费抽奖”。父亲就凑上前去，抽到了一台电饭锅。
那小伙子口舌非常了得，七说八说，让父亲相信，他抽到的这口锅原价六七百，他现在不到三百块就可以带走，转手就可以赚四五百。
父亲说，他一开始也不信。“那小伙给我看一个二维码，让我用微信扫一扫，我扫了一看，网上真的是六七百，就信了……”
母亲虽然也骂父亲傻，可她自己也没幸运到哪里去。不得不再提下我们家那辆电动汽车，前年冬天，母亲不知道中什么邪，非要买一辆电动汽车，我和弟弟以及做汽修的妹夫全体反对，统统无效。
据说，母亲之所以中意这辆白色的国产汽车，也是信了店主所说：这辆车原价十二万，因为新能源国家补贴五六万，你只需要六万三就能开走，立马省下五万多。
母亲听不进去任何关于电动汽车的坏话，也根本没去打听一下，六万三可以买到一辆什么样的汽油车。
“我花我的钱，你们都别管！”她说。
从母亲买车到父亲开车，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父母的苍老和无助。他们也想跟上时代，越努力却越是尴尬。来自北上广的快递包裹，以及不知来历的推销员，每天都会进村，然而这个年代对于老年人来说，很难称得上友好。
在城市里早已过气的各种骗术，在农村正大行其道。保健品、祖传神药、足浴盆、高息理财、养老保险……轮番到村里收老人们的智商税。组织者只需要发一个鸡蛋或者脸盆，就能让一个老人稳坐在现场，听一两个小时的课程。
2016年春节，我发现父亲正在穿一双标价为“988元”的鞋垫，还没等我批评他，他就抢先告诉我，这鞋垫真有用，他多年的腰疼，好像轻了很多……
老年人喜欢乱买东西，可能是因为寂寞？消费特别是大件消费，是人类与这个世界最主要的交流方式之一。巧舌如簧的家伙们，早就摸准了老年人的心理软肋。去年这个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讲母亲买电动汽车的经历，“母亲在那家汽车店里半天听到的暖心话，可能比我一整年说的都多”。
我无法理解父母的消费习惯，可能就像母亲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给小孩们买玩具。我们都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一方。
长辈越来越虚弱
中年以上的村民们都发现，“年味”越来越淡。小孩们不再会为了新衣服和块儿八角的压岁钱欢呼雀跃，大人们也不会一直到元宵节还在走亲戚。开上汽车，年轻一辈一天可以跑三五个村子，刚扔下礼物就要走，长辈们一边挽留吃顿饭，一边从衣兜里给孩子们掏出压岁钱。几分钟后，再迎来另一批晚辈。
日常缺乏走动联络，农忙时节也不再需要互助，即使婚丧嫁娶也都由长辈们来往，在年轻人眼中，亲戚越来越只是亲戚了。几乎所有老人都在担心，等他们离开人世，老亲旧眷还能走多久。当他们在祖坟里拥有了一个坟头，来烧纸的晚辈是不是越来越少？
那简直是一定的。
“你要回来一趟。”年前，母亲在电话里叮嘱我，“去给你外婆和姨烧几张纸，再看看你干爹，撇俩钱儿给他，他现在病得严重，有一天没一天的。”
几十年来，母亲一直感念我干爹在我们家最艰难的日子里，尽心尽力地帮过我们。在河池村，能让我母亲感激的人不多，除了我干爹，还有一个爷字辈的，母亲一直很给他面子，因为我母亲有一次遭遇家暴，被他出面拦下了。
干爹在年轻时，体格强壮，手巧又舍得下气力，是村里顶呱呱的劳力。他曾在粮管所当搬运工，一二百斤重的粮食袋，拎起来就上肩头，一扛就是一天。他还在村里组建过一个建筑队，从拉线下桩到上梁砌墙，可以说无所不通。他热情好客，十里八乡光干儿子都认了两三个，我是其中之一。
这样一个能干的人，被一杯酒掏空了身子。从壮年开始，他每天都要喝一斤以上，几年前还喝得胃出血，被抬到医院里，切除了一部分胃。出院后，他酒量是减了一些，却还坚持喝。顶着肝病和子女们的非议，他有瓶装酒了就喝瓶装酒，没瓶装酒就去小卖部赊散装酒喝。
到去年，他的肝病加重，再也没力气酗酒了。初二早上，我带着礼物去看他，他瘦得几乎脱了相，腹部高高隆起，严重的肝腹水让他走路都变得艰难。聊了一会儿，我要告别了，犹豫了一下，提议跟他拍几张合影，做个留念。
“你这洗出来吧，给我留几张吧。”他嘱咐我。我却不想去冲印，我不敢端详他现在的样子。
在乡村，很少有人会意识到酒精依赖是一种精神疾病，它被视作道德上的某种残疾，尤其当酗酒者又丧失劳动能力，就更是整个家庭的累赘，很难再获得尊敬。
但是，人们对吸烟者却很宽容。村里大多数烟民都会在妇孺面前吞云吐雾，包括我弟弟，就经常当着四个孩子吸烟。我每次见了都很愤怒，他却总是耸耸肩，“没见过哪个小孩被熏坏。”
我对无良烟民的愤恨，一大部分都源自弟弟。他二十多岁起就烟不离手，时不时还要去赌两把，我一直担心，他多年以后是否会落得干爹这样的收场。到那时，我又能帮到他什么？
这个春节最不好的消息，莫过于84岁的爷爷，已经卧床半个多月。一个下雪天，他抱着木柴滑了一跤，坐到了地上，伤着了胯骨，去二十公里外一家祖传的骨科医院拍片，说是胯骨下有一小道骨裂，需要躺一个月才能好。
初一午饭后，我去看他，他正坐在被窝里，端着一碗饺子在吃。应该是睡过了头，碗里看不到什么热气。他上来就抱怨那个骨科医院太贵，看一次就花了五六百块。“二十张膏药，就要了三百块，太黑了……”
他不是像我一样反感中医，而是心疼那膏药太贵。我丝毫不怀疑，他会因为医疗费太贵而拒绝再去医院。
在他床头不远处，他和我奶奶的标准像早就做好了。有乡镇照相馆的PS技术美化，他们面白唇红，光彩照人。
二十多年来，爷爷奶奶一直独住，从未有过大的灾病。现在年过八十，他们不怕生老病死，每一天都在省吃俭用，一年买菜花不到三百元，床上的铺盖都至少有二十年的历史。晚辈给的钱和新棉被，他们都一直攒着舍不得用。
老两口育下三男三女，二子也就是我二爹，因癫痫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其余子女开枝散叶，孙子外孙加起来一共有八人。这让他们颇为自豪。
在六十多岁前，爷爷是村里的信贷员，会用算盘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他不会骑自行车，每次往返镇上，都是靠步行，脚力很是矫健。随着年迈，他的背越来越驼，在这次摔倒之前，他每走一百米不到就得停下来喘口气。
这让我害怕自己老了之后也会驼背。人近中年最揪心的，也许不是自我的猥琐和油腻，而是曾经强大的长辈们，一代接一代衰败在你面前。你经历过他们最能折腾的日子，又不得不目睹它们就像牛马一样倒下，任由时间和人心随意鞭笞。
一年又一年，每次返乡见到他们，我都好像被一个声音提醒，“看吧，你以后也会是这个样子！”
日暮不再有乡关
今年的春节比往年都要暖和些。只有在午夜，我黑灯瞎火地在村里穿行，凉风吹过脸颊，才有些二十年前的味道。我无法归来，也不再是少年。
9年前，迎着一口棺材，父亲曾说过一段文艺得不像是他说的话。“人呀，就是一辈接一辈往棺材坑里跳，上一辈跳完了，年轻一辈就续上，谁也跑不了……”
2009年春节大年夜，村里一位老奶奶独自做饭时，不小心引燃了棉袄，倒在厨房门口。三天后，我和父亲去探望她，没忍心去看她的遗容，对着棺材拜了几拜。
老奶奶享年92岁，辈分也高，我父亲跟她儿子都得喊爷，他俩聊起老奶奶，眼眶发红的父亲说了上面那段话。
9年以后，这话听起来更加沉重。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有些不敬的话题：这些长辈们辛苦一生，又有什么价值？
在网上，类似妇女吃饭能否上桌这样的问题，各路豪杰争得面红耳赤，又有谁能想到，在过去的年代，稍微丰盛一点的酒菜，只能够用来待客，大人小孩一年到头能吃饱饭，就得谢天谢地。
在城市精英把控的舆论场里，过去的乡村腐朽且野蛮，今天的乡村也沦陷得面目全非，让文艺青年们找不到回家的路。还乡手记们要么窥私猎奇，要么居高临下地悲悯。少有人愿意倾听，在乡村的夜里，有太多苍老的叹息。
写得越多，我越不愿意泛泛批评乡村。当农民们甚至城市底层人群的人生，被简化为生存以后，来自文明社会的规则，对他们更像是高傲的嘲讽。
当生存过于艰难，生育就成为执念。人们最害怕的，不是死掉，而是绝后。问题是，男女性别比越来越畸形，已经有一部分农家已注定绝后。为了存续基因，农民家庭之间展开残酷的淘汰赛。没钱，就要断子绝孙。这使得乡村既悖离田园牧歌的浪漫想象，又与新文明格格不入，于是乱象迭出。
人丁是否兴旺，验证着家族的力量。反过来，家族力量的强弱，又决定着能否顺利娶到媳妇，生养更多的下一代。胜利者理论上可以满堂子孙，颐养天年。但事实上，大部分农村老人都会终生劳动，等待一场大病带走自己。
他们守着被一堆堆生活垃圾包围的乡村，伺候着越来越无心向学的留守儿童，等他们长大后娶妻生子，再像父辈一样外出打工。
这是一个轮回，更像一个怪圈。生育成为生存的最重要价值。所谓有出息的人，就是能为家族的生育链贡献更多力量。成年人们的责任，是竭尽全力养育后代。人不死，生养后代的长征就不会停歇。
看懂生育链，就会读懂中国乡村。这是一场残酷的阶层争夺战，也是一场剧烈的人口迁移。金钱成为终极的硬通货，泛滥抒情和吃喝嫖赌一样有害。随之而来的乡村凋敝，田园荒芜，传统价值崩坏，人情趋于淡漠，将是不可逆的大势。
我们都是这场大势的人质，就像一次性用品那样被使用和废弃。区别在于，觉醒者会有更多烦恼。
过了初六，村里的年轻人就像候鸟，一窝窝倾巢出动，留下村庄继续老迈。在三四百公里之外，我构思这篇文章时，不断想起爬鱼河，那里有我波光连天的童年。还有我住过二十多年的老屋里，当年读过的很多书都找不到了。书页里，夹着太多无法再实现的梦。
我想，衰老和衰败一直持续下去，终将有一个春节，我会无乡可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