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讲的多是善恶公私之分，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提出“尽心知性”之论，孟子从性善论来提出人格修养，讲的是人在世人面前具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及是非之心，从而探讨人性的真本质，提倡仁、义、礼、智等四种善行，这些提倡人性之善的圣人多是劝人从善，为世人提供一种安身立道之说，从而受统治者冠以“圣人之道”。

人要有仁义之心，就活得光明磊落，不需去刻意养护自己的本性，具有仁义之心的人是不会受到外界环境而影响个人内心平静的，如果一个人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丧失自己的个性及思想，导致其行为犯错，那么说他的修养还不到火候，只凭其寡欲而从恶，在小至生活中大至政治中都可能会犯错，没有修养的人性就没有一定的人格标准、价值取向和处世准则，纵使他明白“舍生取义”之理也会做出伤天害理之事；纵使他清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理，也没有顶天立地大丈夫的气概，他会悖着人格甚至是常伦去行事，凭着奴性去做人，往往己所不欲也强施于人，甚至是言行与社会道德准则相悖。

回顾历史，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先贤志士，他们都奉行自己的人生至理、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有些甚至是至死不屈的。而小人相对伟人而言是没有人生准则的，他们多是见风使舵、荣辱不分的小人物，有时候会俯仰权势、苟求富贵、媚态百出，这就是他们的努力，这种人生意义在他们看来是积极的，可却完全丧失了人格与尊严，在小人高唱自己的作为是可歌可泣之时，世人却可恨地在评说他们的丑恶。

具有真善美的人可宏量吞象，而灵魂丑恶的人只是针眼心胸。灵魂丑恶的人多以物来衡量人生得失，以虚名欺骗世人之善，此类人物多是站在自己的名利之上高唱济世之道的，嘴里道是普渡众生，心里却暗藏玄机，暗地里卖弄是非，实际上是言善而行恶，实属恶之魁首。在现实中，也有一些人却忽视了自己一向的奴性，对上级的行为不辨是非，唯唯诺诺点头哈腰，只要有任务就接，有工作就干，纵是心里有怀疑也没有劝告和建议，好像上级就是神，所以犯下的错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这种奴性如枷锁般套牢人心，搞得整个团体乃至整个社会处于错综复杂中也没有人明辨是非。历史上也有些君王犯下了祸害百姓的滔天罪行，而有些利欲熏心的官员却不正视事实而只懂向显赫进言，他们在洋洋得意之际总会藐视众生，怀有一颗极其肮脏的灵魂。

时有许多“名人”“志士”和强权富豪所关心的多是些不合乎法度的事物，纵欲使他们在错误面前却明知故犯，他们总是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卖弄富贵权势，这就是他们得志之所在，把名利看得那么重要的人，谈何不丢尽颜面而俯附权势？活得没有一点人格标准，所以有些人总会说“人前生气，人后受气”。说此话的人多是在官场混的高人，从心怀这种想法之始，他们就难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他们合悲忍愤、忍辱负重并不是英难的一腔热血，也不是壮士的马革寡尸精神，而仅仅是为欲昏聩一生，为官悲愁一世。这种人少了点大气凛然的大丈夫气节，多了点小人抱幸的心态。

历史上有一个人的脾气很大，他名阮籍。阮籍有比较鲜明的个性及强烈的爱憎，他不苟合权势的言行，把自己的人格内涵发挥得淋漓尽致。阮籍对拜访他的人有使以青眼和白眼之别，在他母亲死的时候有一个叫嵇喜的人来吊唁，可阮藉作了白眼，嵇喜不怿而退。嵇喜的弟弟嵇康听说此事，便赍酒挟琴来了，阮藉高兴了，使以青眼。可见他对礼法是疾之如仇的。这个故事强调阮籍的所做所为，可是没有强调嵇喜的地位。在现实社会中有谁敢板着脸孔对上司说不呢？可是在尚儒的古代阮籍却凭个人真性情抵抗世俗的洪流。现实中许多人是伴人不办事、谋职不谋事，也有些人是在人不在理，几乎没有几个能做到对权势的蔑视和对人情礼教的解脱及反抗。在政治态度上只是模棱两可而不是爱憎分明，在处理公务上奉行个人主义、逃避主义，或是奴颜媚骨地逢迎取悦权势而不正视对错，从而丧失个人的价值观及责任感。高尚的情操和伟大的人格是爱憎分明的，并不是在模棱两可左右逢源中捞取的。

气节不是指那些不经正道、阿谀奉承、苟求功名富贵之辈的可耻行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不食嗟来之食，不取不义之财，不交势利之友，不在金钱与道德之前举棋不定，不在名利和人格面前彷徨不定，那么你就能活出个大丈夫的天地来了。如果不能做到以上几点，那请多读前人黄宗羲的《山居杂咏》：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主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旧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