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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艺三重奏组钢琴家梅纳赫姆·普莱斯勒生于德国,在以色列长大,在美国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今年12月他将迎来93岁生日。在美艺三重奏解散之后,他仍然以独奏家和伴奏家的身份开始了自己事业的第二春,还在印第安纳大学雅各布音乐学院和世界各地继续自己的教学生涯。他和记者霍尔格·诺尔泽(Holger Noltze)的谈话录《渴望美好》(“This Desire for Beauty”)已在德国柯尔柏基金会的资助下出版。
日前趁着他在伦敦短暂停留的机会,网络杂志“The Forward”撰稿人本杰明·伊夫里(Benjamin Ivry)对普莱斯勒教授作了一次访谈。
本杰明·伊夫里:您曾说起父亲在德国马格德堡的服装店在1938年的水晶之夜事件中被砸毁了,可是第二天,您仍像往常一样练习钢琴,这是为什么?
普莱斯勒:练琴对我来说是为了满足内心对音乐的渴望。我对练琴有一种饥渴感。音乐对我来说是一种宗教,尽管您知道我是在犹太东正教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
伊夫里:您随父母逃到里雅斯特,又到了以色列海法,您一直受到厌食症的困扰。后来您遇到了两个以色列少年,大提琴手梅纳切尔·梅尔(Menachem Meir)和小提琴家纳迪蒙·图宾(Nakdimon Tubin)。他们问你是否愿意跟他们一起表演三重奏。第一次合练就带给您拯救灵魂般的体验。您知道劳动部长格尔达·梅尔的儿子吗?
普莱斯勒:完全不知道。后来这两个少年和我聊了起来,我问:“三重奏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练了舒伯特的三重奏,音乐非常精美,让我心旷神怡。梅纳赫姆·梅尔是个很好的大提琴家,学习非常认真。他保留着一本杂志,封面上写道:“梅纳赫姆·梅尔,世上最好的大提琴家”。
伊夫里:您的家人1939年10月到了海法,时间算是比较晚的,他们之前经过了再三考虑。他们为什么要等这么久?
普莱斯勒:这是我的母亲的决定,她认为希特勒的统治肯定会很快结束。事后看来我们是赶在最后一刻逃离了虎口。
伊夫里:您出生时名叫马克斯·姆纳赫姆(Max Menahem),在以色列您一直使用梅纳赫姆的名字。正如您指出,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安慰者”,那为什么您在上世纪50年代离开以色列到了美国后仍用这个名字呢?
普莱斯勒:作为一个犹太男孩,我出生时名叫马克斯·梅纳赫姆,所以我生来就有希伯来名字。我去旧金山参加德彪西比赛的时候,我觉得用上这个名字,我就代表了犹太人和犹太国家,所以我叫梅纳赫姆。
伊夫里:您在以色列时的老师包括里奥·克斯腾伯格(LeoKestenberg),他是很有影响的音乐教育家,鼓励您借助文学和哲学来读乐谱。这个办法适用于今天的学生吗?他们阅读名著的兴趣和时间都不能和前辈相比。
普莱斯勒:认为自己时间不够用的人,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可能会弹琴速度更快,音量也更大,以博取低层次观众的欢心。您知道郎朗是现在的风云人物,他曾在芝加哥拉维尼亚音乐节上和我学过一阵子,但文化底蕴上还欠火候。我试图让我的学生追求一种有意义的内心世界。从事音乐事业不像经营企业,不是营生,而是建立一种内在生命。就像拉比一样,我们希望能有广阔而高远的内心世界,这是我对年轻音乐家的期待。
伊夫里:克斯腾伯格让您直接用名而不是按常规那样用姓来称呼他,您觉得这不能接受,因为您觉得这对他不够尊重。您有没有让自己的学生用名来称呼您呢?
普莱斯勒: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直呼其名,我从来不敢。我认为老师非常崇高。老师是在我的生命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人。能够离开老师自由发展意味着自己已经长大成熟,就像一个少年经历了成人礼成为了男子汉。
伊夫里:您说过在彩排中美艺三重奏成员之间有过苛刻的批评。您提到1968年加入的小提琴家伊西多尔·科恩(Isidore Cohen)曾在“品味”问题上与您意见很大。幸亏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否则他就会离开三重奏。您有没有用自己的资历来说谁能呆在三重奏里,什么样的演奏才是可以接受的呢?之前的小提琴家丹尼尔·古烈特(Daniel Guilet)曾对您和大提琴家伯纳德·格林豪斯摆谱:“你是农民,你却没有自知之明。”
普莱斯勒:不,事情并非完全如此。古烈特原名古列维奇(Guilevitch),来自俄罗斯犹太家庭,还在法国呆过。他演奏室内乐时有时说话不客气,这是真的,但不是针对我。我不觉得这是侮辱,但格林豪斯却无法消受。古烈特演奏的室内乐有热情,我喜欢这样,我从中学到很多,这让我的演奏也更有深度。由格林豪斯担任大提琴手那真是大幸,他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大提琴手之一。科恩并不追求“纯净的”品味,所以有时会有争执。
伊夫里:您说钢琴家鲁宾斯坦是“才华横溢,阳光的孩子”,而霍洛维兹则更像“温室里的植物”,这是为什么?
普莱斯勒:您看,那时候任何青年钢琴家都把霍洛维茨当榜样。他的演奏最让人意想不到。你没法理解他处理肖邦玛祖卡的方式。他的音色永远出乎你的意料。而鲁宾斯坦演奏中的美感是那么的自然,当你听到他的演奏就会觉得这首作品天性就该如此,我就应以这种方式来演奏。
伊夫里:您把您朋友、美国钢琴家和音乐学家罗伯特·莱文Robert Levin 称为犹太法典的守护人(Talmudist),这是为什么呢?
普莱斯勒:莱文研读过大量音乐,他的涉猎范围之广在我看来无人能及。他对莫扎特非常精通,远远超过我所见过的其他人。
伊夫里:40年代末在洛杉矶,您见过阿尔玛·马勒(作曲家兼指挥家马勒的妻子)和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
普莱斯勒:当时洛杉矶还没有空调。我说,“马勒太太,我能否脱下我的外套?”我穿得非常正经。她说,“您可以脱下”。但我仍然穿着。当她提到布鲁诺·瓦尔特时,仍然用他原来的犹太名字施莱辛格来称呼。她会说,“哦,施莱辛格非常热爱音乐”。布鲁诺·瓦尔特是个大好人,他对我说,世界上最为美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国的建立。
伊夫里:在教学生的时候,您经常引用犹太法典里的一句话:“我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我从自己身上学到的知识更多,而我从学生那里学到的知识是最多的”,但您却没有提到您的同事,那您有没有从同事那里学到东西呢?
普莱斯勒:当然我从同事那里学到过东西。但是我从自己的内心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在潜移默化中找到最后的解决方案。您在审视自我的时候不必声张,但是如果你从学生身上看到优点就应该说出来,即使很多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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