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到北京行走就是想看下展览。对我而言，观展有两个意义：一是娱乐，就如听音乐会或演唱会；另一个是学习，毕竟自己也在这个行当里。
红门画廊“Whiplash！！！光之回响”群展是一个竞赛型的征集展，海报上说此展是红门画廊25周年和“艺起”10周年纪念展。因为自己参展，才知红门画廊竟然25周年了，这在中国的外资画廊里已是个奇迹了，不简单。
午休后地铁转步行，穿过喷着水雾的明城墙遗址公园草坪，转入宽厚的城墙内里，再顶着初夏北方的烈日拾级爬上城墙顶，那个雄伟的角楼里就是红门画廊了。我迟到了，里面早已热闹非凡，进门拿了杯啤酒就开始转悠看作品。
展厅内最热闹的作品就数张欣的《互联网游乐厅》了，红红绿绿的灯光闪着诱人肤浅又邪恶的气息，因有人玩乐还不时发出各种愉快的声响，色彩鲜艳的拳击机器台旁站满了人，一个穿蓝色T恤的朋友带着拳击手套打了一次又一次，好像都不满意转盘上的指数。互动装置作品就是好玩，在体验一把之后若有所思，在短暂的超现实体验之后回到平淡无奇的日常，让日常的平庸不致让人闷死。王沂的装置作品《人拓柱》在展厅内异常醒目，高高的方形柱体里透出的冷冷白光显得无情而生硬，但柱体四围从真人身体上直接拓下的图案却无比温情，肌肤毛发历历在目，皮肤的纹理比看真人更触目惊心。身体即战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我们，不仅所思所想和生活方式都是模拟他人，甚至我们的身体也由他人来争夺和塑造，胖了要减肥，瘦了要健身，还形成了巨大的产业链，而且在关键时刻，还得热血沸腾地捐出生命。李严的作品我去年在澳门“新艺潮”国际艺术学院新进博览上见过，气球浇铸石膏搭在某个造型物上冷却凝固，这就是他的作品技术语言，很诙谐也严肃。日常之物历经这一折腾就进入了如梦幻般的超现实，而超现实正是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的追求，不是吗？你看邻居老太太都还打口红呢，若没那支超现实的口红，你看她怎么过下去？
装置作品仍然如以往其它展览一样是展场的主演，其它绘画、摄影等平面作品就如跑龙套的角色。绘画的神圣和崇高，已被多种艺术媒介稀释得处于边缘，还一次次被严肃地讨论是否已死亡。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虽然绘画肯定不会死，但作为众多艺术表达媒介的一种，其往日的荣耀是肯定不会再回来的。也是因为这些新媒介的出现，绘画才真正界定和认识自己。
展场内的绘画部分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说明绘画的情结和信仰还在。张利平的作品《影.十》尺幅不大，初看还以为是打印的，证据是细微的色点，微信问过他之后才知是喷枪绘制的效果，画幅中间里希特般模糊的图像显示出对艺术史的自反性引用。王以建的作品《向别处去》在细长的画幅比例里，长长的树干显得有些调皮，此前在手机里看他的作品只能一截一截地拉着看，有如展臂观看卷轴画。唐国志的作品《极限方程式》在展墙上十分醒目，大红的色彩是主因，用油画颜料作有规律的堆积，就如古代的雕漆工艺一样，对材料本身可能性的探索使他的作品显出特别。而且可以想象，日复一日完成作品的过程就如修炼一样，这个很有东方意味。展场拐角处是韩羽良的作品《花儿为什么那样红》，在地上霓虹灯的反光下不仅省去了打光的成本，还显示出说不清的异样效果，描绘一个戴帽年轻人抛洒花瓣状，唯美的气息里仿佛有一种血腥和伤感，想起张楚唱的“鲜花般的爱情随风飘散”。鲜花易逝，但我们没有因为这个而去喜欢永葆艳丽的塑料花，为什么？可能是因为鲜花是生命体吧。王阔阔的作品《再造山水》尺幅也不大，在本色的亚麻布底上绘制着传统山水画，笔法轻松随意，显示出多年学院教育的功底，山水之上是如条码般的竖向彩条，怪异的结合显示出波普意味。同样带着波普意味的有胡志伟的作品《好时光》和《积蛙步达千里》，在手工制作的东巴纸（云南纳西族传统手工纸）上，绘制有交配的瓢虫、匡威板鞋，纸张的边缘还有火烧的痕迹，古老材质和当代题材的反差正是其意义所在。谭毅的作品在之前一天还看过她在三为艺术的个展，作品《边缘系列》都是描绘钢铁构架的建筑，笔直的线条生硬地展示着大工业的力量，她可能在表达建筑与人的关系。我们生活在建筑物里，却不是为了建筑物而生活。我的作品《阵风—34》位于热闹的游戏机背后，不评论自己的作品，大家自己看吧。
整个展场空间是明代北京城墙的角楼，粗大的红漆柱子、高挑的横梁和透射进来的北方初夏的阳光，与这个非常当代的展览形成巨大的错位，让人不知所措。空间本身的古老证明着久远的历史，给展览以厚度；而展览又以其新鲜使空间拭去尘埃，露出光泽，重新焕发青春活力。
这群年青人能量巨大，将来若有象’85新潮般再次改变历史的人，可能就在他们这代人中间，若是有筹码，我就下他们，可能到时都不叫当代艺术了。叫什么名称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相信，历史如百米跑记录，是给你刷新的，而非用来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