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因为与齐王政见不合，就离开了。有人就说孟子并没有什么才能，因为没能看出齐王不是商汤、周武王那样明君，说明不明智，也就是眼光不行；假如他知道齐王不行还来拜见，那就是贪图富贵了。不管怎样要离开就离开吧，但孟子磨磨蹭蹭的歇了三天才走，说明不甘心啊，这不像一个有节气的士人的做派。
孟子听到这些批评，认真的做了解释：我来见齐王，是希望他能采纳我的意见，人人皆能为尧舜，本心使然，但我没料到齐王完全不采纳我的意见。主动权在他那里，我也没办法。之所以停了三天才动身离开齐国，其实是心存希望。做事就应该做必要的坚持，哪能一言不合就迅速离开？这样做就太没诚意了。《孟子•公孙丑》
孟子一方面满心诚意与期待，盼望着诸侯王能采纳仁政，另一方面也饱含着知识分子的傲娇。孟子的弟子问孟子为什么不去见一些诸侯，孟子娓娓道来：
其实作为士人，并不能直接管理国家，得依靠着国君的力量，这就要看国君的诚意了，如果他们没有诚意，士人再积极都是白搭。当年鲁国的季氏当政，他知道孔子的才能，但又不肯屈尊去请，当自己的架子和求贤冲突并维护了前者时，这已经说明其态度了。他趁孔子不在时送去一只烤乳猪表达欲交好之意，孔子窥破了其内心，也趁他没在家的时候去答谢，这样免得尴尬，也不必说话。曾子等先贤们都说过，我们何必讨好那些当政者，毕竟我们不是为了富贵，而是为国为民。《孟子•滕文公》
知识分子的气节可见一斑。由此想到行贿者，为了自己的目的，不惜低三下四，但这是表演，转身即现狰狞。为了目的，那点低气算得了什么？想想和珅，一口口奴才应着，一点也不耽误贪赃枉法，以至于富可敌国。知识分子不追求个人的财富，宁可自己委屈，也不昧着良心做事。哪个朝代信任知识分子，哪个朝代必然繁荣昌盛。不过要明确一点，这里的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文官，而是指一心为公的学者。
孟子正是秉持着这样的气节，所以很少入朝为官。有些臣子就劝他或者说诱导他：“男女授受不亲是礼法吧？”“当然。”孟子回答到。“那嫂子溺水你也要伸手去救吗？”“嫂子落水都不去救，那不是禽兽吗？在仁义之下，这是合理的权变，不要那么死板好不好？”“现在整个天下陷入战乱，仿佛人掉入水中一般，你为什么不救呢？”孟子没想到他在这里等他呢，但孟子自然不慌不忙：“嫂子掉入水中，我援之以手就能救出来，现在整个天下都掉水里了，也能靠我的手来救吗？救天下需要道义，而不是我的双手。但问题是，执行道义的仁政需要王侯作为倡导者，这哪里是我能做到的？”
孟子非常清楚自己工作的边界，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积极而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实应该说成“不在其位难谋其政”。这也许是知识分子的悲哀，但这是知识分子身份的必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身的自由，而只有自由，不为政治所役使，才能产生丰沛的思想。思想之为思想，不能期待立竿见影，而只能如明灯般，照亮人类前行的方向。也正是这种路标，人才不至于成为禽兽。这需要足够长的历史才能显现伟大思想的价值。
说到此，有人说仁政不合时宜，没有法家有用。其实这是历史的偶然，谁又能说那个时候一定不会出现实施仁政的君主？谁又能说一定不会出现像之前齐桓公那样的联盟霸主，号召大家相安无事，各自发展？谁又能说那时的君主们一定不能接纳道家的思想，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君主无为而百姓无不为？也就是说，不能因为历史没有那样发生就说不适合某种思想，历史之为历史，或者说事实之为事实，只是其发生了，而发生的原因千万种，各种际会巧合，而非逻辑的必然。
孟子之为孟子，不因进谏失败而丧失其思想价值。他为人们的发展指明方向，其学说能自成体系，圆满融通。也正由于孟子的“总是正确”，无人能驳倒，齐王就觉得奇怪，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此多能，可有怪异之处？于是派人打探。孟子从容答复：“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所有的人都一样，都有跟尧舜一样的心，全靠你努力实现出来，而不是只有我这样的“怪人”才有此心，你也看到了，我哪里“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