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因为与齐王政见不合,就离开了。有人就说孟子并没有什么才能,因为没能看出齐王不是商汤、周武王那样明君,说明不明智,也就是眼光不行;假如他知道齐王不行还来拜见,那就是贪图富贵了。不管怎样要离开就离开吧,但孟子磨磨蹭蹭的歇了三天才走,说明不甘心啊,这不像一个有节气的士人的做派。
孟子听到这些批评,认真的做了解释:我来见齐王,是希望他能采纳我的意见,人人皆能为尧舜,本心使然,但我没料到齐王完全不采纳我的意见。主动权在他那里,我也没办法。之所以停了三天才动身离开齐国,其实是心存希望。做事就应该做必要的坚持,哪能一言不合就迅速离开?这样做就太没诚意了。《孟子•公孙丑》
孟子一方面满心诚意与期待,盼望着诸侯王能采纳仁政,另一方面也饱含着知识分子的傲娇。孟子的弟子问孟子为什么不去见一些诸侯,孟子娓娓道来:
其实作为士人,并不能直接管理国家,得依靠着国君的力量,这就要看国君的诚意了,如果他们没有诚意,士人再积极都是白搭。当年鲁国的季氏当政,他知道孔子的才能,但又不肯屈尊去请,当自己的架子和求贤冲突并维护了前者时,这已经说明其态度了。他趁孔子不在时送去一只烤乳猪表达欲交好之意,孔子窥破了其内心,也趁他没在家的时候去答谢,这样免得尴尬,也不必说话。曾子等先贤们都说过,我们何必讨好那些当政者,毕竟我们不是为了富贵,而是为国为民。《孟子•滕文公》
知识分子的气节可见一斑。由此想到行贿者,为了自己的目的,不惜低三下四,但这是表演,转身即现狰狞。为了目的,那点低气算得了什么?想想和珅,一口口奴才应着,一点也不耽误贪赃枉法,以至于富可敌国。知识分子不追求个人的财富,宁可自己委屈,也不昧着良心做事。哪个朝代信任知识分子,哪个朝代必然繁荣昌盛。不过要明确一点,这里的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文官,而是指一心为公的学者。
孟子正是秉持着这样的气节,所以很少入朝为官。有些臣子就劝他或者说诱导他:“男女授受不亲是礼法吧?”“当然。”孟子回答到。“那嫂子溺水你也要伸手去救吗?”“嫂子落水都不去救,那不是禽兽吗?在仁义之下,这是合理的权变,不要那么死板好不好?”“现在整个天下陷入战乱,仿佛人掉入水中一般,你为什么不救呢?”孟子没想到他在这里等他呢,但孟子自然不慌不忙:“嫂子掉入水中,我援之以手就能救出来,现在整个天下都掉水里了,也能靠我的手来救吗?救天下需要道义,而不是我的双手。但问题是,执行道义的仁政需要王侯作为倡导者,这哪里是我能做到的?”
孟子非常清楚自己工作的边界,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积极而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实应该说成“不在其位难谋其政”。这也许是知识分子的悲哀,但这是知识分子身份的必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身的自由,而只有自由,不为政治所役使,才能产生丰沛的思想。思想之为思想,不能期待立竿见影,而只能如明灯般,照亮人类前行的方向。也正是这种路标,人才不至于成为禽兽。这需要足够长的历史才能显现伟大思想的价值。
说到此,有人说仁政不合时宜,没有法家有用。其实这是历史的偶然,谁又能说那个时候一定不会出现实施仁政的君主?谁又能说一定不会出现像之前齐桓公那样的联盟霸主,号召大家相安无事,各自发展?谁又能说那时的君主们一定不能接纳道家的思想,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君主无为而百姓无不为?也就是说,不能因为历史没有那样发生就说不适合某种思想,历史之为历史,或者说事实之为事实,只是其发生了,而发生的原因千万种,各种际会巧合,而非逻辑的必然。
孟子之为孟子,不因进谏失败而丧失其思想价值。他为人们的发展指明方向,其学说能自成体系,圆满融通。也正由于孟子的“总是正确”,无人能驳倒,齐王就觉得奇怪,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此多能,可有怪异之处?于是派人打探。孟子从容答复:“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所有的人都一样,都有跟尧舜一样的心,全靠你努力实现出来,而不是只有我这样的“怪人”才有此心,你也看到了,我哪里“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