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楚文化特殊的美学气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精神，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横则秦帝，纵则楚王”——走向没落

战国时期，楚国在长江、汉水流域一度领有“地方五千里”的广袤疆域，这里到处分布着江湖山峦，物产丰茂。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芈姓楚贵族和一些被芈姓贵族征服的濮、越、巴、蛮等南方部落集团。芈姓贵族源于中原等祝融部落，他们在夏商时期往南方迁徙，一直到周代初年，始定居于“楚蛮”之地，都丹阳。楚国虽然受封于周，但由于地处偏远，没有及时加入到周公制礼作乐的文化变革活动中，楚贵族也较多地保持着自身的文化传统；楚地原住民直到战国时期尚处在较为原始的文化状态之中，楚文化整体上显得较为落后，所以一直被中原诸国以蛮夷视之。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和楚国有着广泛而频繁的文化交流，所以，楚文化的主体部分和中原文化差别较小。

在社会制度和政治思想等方面，楚国和中原有很大的一致性。楚国虽然偏居南方，却拥有“周之典籍”甚至“周大史”，再加上楚国士人自觉学习中原文化，所以中原礼乐文化在楚国具有相当高的地位。

在习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上，楚国则明显地表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点，后人概括为“信巫鬼，重淫祀”。

到战国中期，楚国已经成为当时领土最大的国家，诸侯国之间兼并激烈，根据当时列国的实力，有人认为“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但到楚怀王、楚襄王时期，楚国由盛而衰，不仅见欺于秦国，一再丧师割地，连楚怀王本人也被秦劫留而死。在楚国内部，政治越来越黑暗，贵族之间互相倾轧，奸佞专权，排斥贤能，楚国由此走向没落。屈原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政治环境中显示了自己的崇高品质，创造了名垂千古的文学巨制。

“王甚任之”——疏远流放，自沉汨罗江

屈原，名平，字原，出身于楚国贵族，与楚王同姓，相传为湖北丹阳秭归人。大约生于楚宣王三十年（公元前340年），卒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前后。

屈原的事迹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据本传记载：怀王早年，屈原曾被信任，担任“左徒”之职，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但在一次因草拟宪令与上官大夫产生矛盾之后，屈原被怀王疏远，以至被流放于汉北。此时，秦惠王见有隙可乘，就派张仪到楚挑拨楚齐关系。张仪许怀王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绝交齐。怀王既绝齐，又不得地，怒而攻秦，结果丧师失地。此后，屈原可能复被怀王起用过，他仍然坚持连齐抗秦的主张：当张仪再次来楚逃走后，屈原使齐方返，谏王说：“何不杀张仪？”后来秦昭王约定怀王在武关会面，屈原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由于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结果王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终于死在秦国。

顷襄王即位，子兰为令尹。因怀王入武关以致死于秦之事，屈原及楚人曾对子兰有所不满，子兰便叫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谗毁屈原，屈原又被流放到江南。他在江南度过了大约十年的流放生涯。依据《哀郢》和《涉江》两诗提供的路线，他由郢都出发，途径武昌、洞庭，逆沅水而上到辰阳、溆浦。后可能又顺沅水而下到了湘水。然后自沉汨罗江，传说时间是农历五月初五。

屈原的沉江是一种以死明志的行为，也是对楚国腐朽统治集团的抗议。尽管这种行为对当时濒于倾颓的楚朝廷无济于事，但屈原的形象和精神，却是高山仰止、千古生辉的。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屈原有高贵的品质和干练的才能。他生活在社会变革、阶级斗争复杂激烈的时代，抱有进步的政治理想，十分自负地想要为楚王做一个政治上的带路人。他的政治理想是要使祖国独立富强，以致统一长期分裂的中国，达到所谓唐虞三代之治。其具体主张不外举贤授能和修明法度。屈原在他的诗篇中都曾一再郑重地表明，而且称之为“美政”。但这些并不是空话，屈原曾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做，在任左徒时实践了自己的主张。比如《离骚》说：“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冀枝叶之骏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可见屈原为了治理国事，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希望将来有用。

屈原一生为了祖国，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不惜奔走先后，企图“及前王之踵武”。当他看见“党人”把祖国引上“幽昧”、“险隘”的道路，就大声疾呼：“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当他一再受到群小的排挤和迫害时，就奋不顾身地同他们斗争到底，九死不悔。屈原一生的历史就是同腐朽的贵族势力作斗争的历史。他的悲愤的歌唱，一字一句都倾泻了深沉的爱国的思想感情，成为千古传诵的杰作。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屈原对后世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的人品、辞赋作了崇高的评价：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皦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那砥砺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屈原以其卓越的人格力量和深沉悲壮的情怀，鼓舞并感召了后世无数的仁人志士。屈原由于其忧愤深广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他为了理想而顽强不屈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精神，早已突破了儒家明哲保身、温柔敦厚等处世原则，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这是屈原及其辞赋对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

屈原的艺术成就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十分精当地评价了屈原的艺术成就所产生的广泛影响：

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而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说明屈原的诗篇，从内容到风格都是后人学习的典范。屈原的广泛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继《诗经》之后，开创了重幻想的浪漫传统，丰富了我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力。自屈原的作品问世以后，“风”“骚”并称，被认为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典范和评论诗歌的最高准则。

同时还发展了《诗经》的表现手法。《诗经》的比兴用得很多，但是大都比较单纯，往往是一首诗中的片段，比兴本身还是独立的客体，没有与主体融合。屈原则把作品中的比兴主客体融合为一个整体，把物与我、情与景融合起来，形成一系列独立的意象，在诗歌中起着重要的象征、寄寓作用。这种“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手法，对我国古代诗歌创作有极大影响。

最后，屈原创造的楚辞体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在文学史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有两个方面：汉赋的产生，直接受骚体的影响；诗歌由四言演化为五、七言的过程中，楚辞以其长短参差的杂言形式，打破了《诗经》四言的定型，从而为五、七言诗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屈原不仅以其伟大的思想品格与艺术成就在我国文学史乃至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也足与荷马、但丁等第一流的诗人相比，并以其特有的富于中国特色的思想风格和抒情艺术为人类的文学传统增添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