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在看完《妖猫传》之后问道：这部电影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呀，我怎么什么都没悟出来？
通常来说，一部文艺作品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基本方面。这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怎么写”和“写什么”，“怎么写”是指形式，“写什么”是指内容。而在我们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中，几乎所有的语文老师都会告诉我们一句话，叫做“文以载道”。也就是说“写什么”是比“怎么写”更重要的，以至于当我们评价一篇文章的时候，会习惯性地去思考“它的意义是什么”、“它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就像我们我们语文试卷的阅读题中问到的那样。这样的思考方式进而影响到我们对于其它艺术形式的判断和评价，包括电影、音乐、美术、小品等等等等。
但没有人去深入地为我们解释过什么是文要载的这个“道”。
统治阶级对于“道”的解释往往是“政治正确”和“普世价值”。就像蒋勋先生说的那样，很多时候“一篇文学作品被选入课本，常常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这说明“政治史一直在干扰着文化史，我们还没有独立的文化观”，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一代又一代的人会被牺牲掉，无法看到真正的文化创造力”。当所有的文艺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都要想着怎么样遵循政治正确或者该去阐释一个什么道理的时候，他就像一个戴着镣铐在跳舞的舞者，根本不可能展示出他最完美的一面。
在《说宋词》这本书中，蒋勋先生借宋词为我们解释另一种文需要载的“道”。
宋词脱胎于五代词，五代词人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南唐后主李煜，这位政治上的失败者却在文学艺术上登峰造极流芳百世。他有一首《破阵子》写道：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做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这首词上阙写南唐的繁华富贵，下阙写亡国的沉痛哀思。很多人批评李煜说他都亡国了还要“垂泪对宫娥”，就不能“垂泪对祖先”、“垂泪对家国”吗？但蒋勋先生却说“他觉得要走了，最难的就是要与这些一同长大的女孩子们告别。所谓的忠，所谓的孝，对他来讲非常空洞，他没有感觉”。李煜没去过“三千里地山河”，那对他来说是空洞的，而与他一起长大的宫娥们却是他可以真实感受到的。“他等于是打了已经习惯于伪善的文学传统一个耳光”，这是他的私情，在传统文化中是难以启齿的，但李煜却写了出来，他写的坦然而真诚。
与大气磅礴的唐诗相比，宋词更加关注个体和细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诗人和词人们所生活的时代的不同决定的，唐朝在马背上诞生，在和突厥等一干外敌的斗争中走向辉煌的开元盛世。而宋朝从赵匡胤黄袍加身开始，然后就是杯酒释兵权主张文官当政，又有靖康之耻澶渊之盟，他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文明极度发达但军事力量却极其羸弱的朝代，因此宋朝的文人们缺乏豪迈的底气。即使是“豪放派”的代表辛弃疾，如果拿来和李白比较，也会觉得他更多的是悲壮，因为李白身后有一个大唐。“他（辛弃疾）写送荆轲，‘满座衣冠似雪’里面都是凄厉。你会觉得有‘壮’的部分，可它是悲壮的，好像隐约感觉到那个声音要发到那么高会好费力。”
而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却又能够让宋朝的文人们有足够的闲暇去观察身边的事物，去关注个体，去思索生命。因此苏东坡会写“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来时，绿水人家绕”，晏几道会写“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柳永会写“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李清照会写“冷冷清清，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他们从眼前的事物起笔，然后写自身的感受，写“多情却被无情恼”，写“多情自古伤离别”。宋朝的词人们写不出“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写不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因为那是他们生命里未曾经历过的，即使写“挑灯看剑”和“吹角连营”也是“醉里”和“梦中”，即使“铁马冰河”也只是“入梦来”。
对于那些觉得“文以载道”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说，他们可能并不喜欢这样宋词。但蒋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有时会有一种大时代的辽阔，要去发出大的声音，可有的时候生活里面只是小小的事件，只能令人发出一种低微的眷恋和徘徊。”“在美学上，大和小只是两个中性的名称，并没有好坏的意思”。我们的传统文化有时候太喜欢“大”了，所以集体意志之下就往往会有个体悲剧的发生，有时候我们需要去关注这些小的方面，去关注个体本身，因为“伟大的题目有时候会伤害私情，让你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内在的时节究竟是什么样”。
所以其实不是所有的艺术作品都要给你讲什么忠君报国或者人心向善，或许《妖猫传》就是给你看一眼盛唐光景，看一眼倾国倾城的杨贵妃，看一眼才华横溢的李太白。他们曾经是一个个的个体，而不是一个个的符号。在这个时候，艺术不只是说教，它在提供和展示，进而让受众自己去判断，这也是“道”的一种。
而当宋朝的文人们开始关注个体和细节的同时，他们也就更加关注并去思索生命本身。所以欧阳修在“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中看到了繁华的幻灭，苏东坡在“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中知道了生命的无常，秦观在“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中找到了放逐的意义。蒋勋先生说，这些无常和幻灭的情绪没有什么不好，“在权利和财富当中，他感觉到生命本质的无常，他才会有宽容”，“你必须知道生命本质的无常，才会去个里无常来临前每个片段的美好时刻”。
实际上，这些对生命本质的探究，让宋朝的文人们更加接近于哲学，他们不再只是扬州太守，不再只是翰林学士，也不再只是落第举人，他们是一个个热爱生命的鲜活的人。
而再想想我们伟大的广电总局竟然因为直面生命无常的话题而封杀《见字如面》，我不禁哑然失笑，我们对于生命探索的勇气，竟然好不如一千多年前的词人们。难道所有的艺术就只能像春晚那样歌功颂德吗？
在宋词中，古人为我们展示了“文以载道”的另外一种形式，这个“道”可以是个人的私情，可以是身边的点滴，也可以是对生命的探寻，有了这些，这个“道”才完整，我们的文化也才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