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鸣未歇（上篇）
1977年的夏末，太阳把教室后墙“备战高考”的红漆标语晒得发烫，空气里飘着粉笔灰、汗水味，还有窗外老石榴树飘来的淡淡花香。我和侯晓燕共用一张掉漆的木课桌，桌角用蓝黑墨水描了三遍“加油”是她昨天趁数学老师在黑板上写解析几何时偷偷画的，笔尖在木头上顿得重重的，画完趁老师转身，飞快冲我眨眼睛：“冯军旗，咱俩的，描深点，等将来你成了作家，这就是咱们的‘文物’。”
那时我们好得能分吃一个烤红薯，却连并肩走都刻意隔着半臂距离。她数学是班里的“定海神针”，再难的解析几何，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一画辅助线，全班都“哦”一声；我语文强，作文里写“蝉鸣落进麦田时，远方就在稿纸上长出了芽”，她抄在笔记本扉页，用红笔在旁边画了朵小石榴花，说：“冯军旗，你写的不是字，是能让人看见光的诗。”每天放学，我们沿着县城外的土路走，她在前，我在后，隔着两步远，她回头讲函数图像怎么画才准，我往前凑两步听，风把她的麻花辫吹起来，扫过我的胳膊，痒得我赶紧往后退，她就笑，说：“怕什么，咱们是讨论题。”她总揪着我的袖口说：“等你将来成了大作家，第一本书的第一页，必须画咱们桌角的‘加油’，还要写‘致晓燕’。”我把烤红薯最甜的芯儿挖给她，烫得直甩手，却笑得笃定：“一定写，写得大大的，让所有人都看见。”
高考消息传来那天，全班像炸了锅的爆米花。侯晓燕的眼睛亮得像夜里的星，晚自习后拉着我在操场走圈，塑料凉鞋踩在煤渣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比蝉鸣还热闹：“冯军旗！我们能考大学了！你以后真的能当作家了！”那阵子，教室里的日光灯管亮到后半夜，我们挤在一张课桌前刷题，胳膊肘偶尔碰到一起，都赶紧往回缩。她的笔记本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我的草稿纸背面除了画她喜欢的石榴花，还写满了零碎的诗句“桌角的墨痕未干，你描的‘加油’，是我见过最亮的灯”“石榴花开的时候，你说要等我写的诗”，都是写给她，却没敢念出口的句子。桌角的“加油”被我们的胳膊肘蹭淡了，她就蘸点墨水，俯着身子细细描，睫毛在灯光下投下小影子：“得让它陪着咱们考完，陪着你写出第一首发表的诗。”
八月末的高考，考场外的蝉鸣聒噪得像要钻进耳朵里。进考场前，她塞给我一块水果糖，又飞快摸了摸课桌角的“加油”：“别慌，我在外面等你，考完给你讲最后一道数学题。”我攥着糖，捏着笔，试卷上的文字仿佛都变成了她的声音，写作文时，我毫不犹豫地写了《桌角的“加油”》，写那个描字的姑娘，写我们的约定。
九月初出成绩，蝉鸣渐渐弱了。侯晓燕考上了省城师范学院专科，我差了八分，落榜了。那天我们坐在石榴树下，中间隔了一块石头，她没哭，只是揪着树叶说：“没事，我等你一年，你好好复习，明年咱们一起在省城见面，我还教你数学，你还念诗给我听。”送她去省城报到的那天，县城汽车站的喇叭里放着《在希望的田野上》，她塞给我一个蓝布包，里面是她的数学笔记，还有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纸条，上面是她娟秀的字：“冯军旗，等你考上西京大学，等你写出第一首诗，我就来听你念。桌角的‘加油’，我替你描着，你别偷懒。”汽车发动时，她扒着窗户喊我的名字，眼泪砸在玻璃上，我攥着布包站在原地，看着汽车扬起的尘土，喉咙堵得发慌那两个“加油”，以后真的只剩我一个人描了；那些没念出口的诗，只能埋在草稿纸最底下。
我留了级，复习的一年里，把那本蓝布笔记翻得卷了边，扉页的石榴花颜色都淡了，草稿纸写满了诗，每一首都有“桌角”“石榴花”“她”。累得想把笔扔了的时候，就摸出那张纸条，指尖蹭过“我替你描着”，又咬牙拿起笔我不能让她等太久，不能让她的“加油”白描。1978年夏末，我终于考上了西京大学，报到当天，我没去自己的宿舍，先绕了大半个城，跑到她的师范学院。收发室的大爷听我说找“侯晓燕”，笑着指了指二楼：“中文系的吧？在上课呢，第三间教室，你从窗户看，扎麻花辫的那个就是。”
我跑上二楼，趴在窗户外，心脏“咚咚”跳得像要蹦出来。第三排靠窗的位置，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正低头记笔记，侧脸的轮廓，和我记忆里一模一样，阳光洒在她的笔记本上，像去年夏天的模样。“晓燕！”我忍不住喊出声，声音在安静的走廊里格外响。
她猛地抬头，看见我，眼睛一下子就红了，也不管正在讲课的老师，拎着书包就往门外跑。“冯军旗！你真考上西京大学了！”她跑到我面前，停住脚，伸手想拉我，又缩了回去，最后只揪着我的袖口，手还是那么暖，指尖带着墨水的温度，絮絮叨叨说她这一年的课，说宿舍楼下的桂花树，说学校门口卖糖葫芦的大爷。我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稿纸，是我昨天刚写的诗《致桌角的墨》，结结巴巴念给她听，念到“你描的‘加油’还亮着，我就不敢停下笔”，她哭了，又笑了，说：“写得真好，将来肯定能发表。”那天我们在学校门口的小饭馆吃了碗西红柿鸡蛋面，她给我夹了一筷子鸡蛋，始终没碰我的碗沿：“以后每周六下午，咱们在钟楼附近的公园见面，我带新的笔记，你带新写的诗，就像以前一样。”
那三年，是我这辈子最清亮的时光。每周六下午，公园的桂花树下，我们总能准时见面，隔着半米远的长椅，她给我讲师范学院的专业课，我给她念新写的诗，风把桂花的香吹过来，落在我的稿纸上，也落在她的发梢。她总说：“你的诗里有田埂，有石榴花，还有咱们的‘加油’，这才是最好的诗。”我点头，心里藏着两个愿望：一是把写她的诗攒成集子，发表；二是等她毕业，陪她回县城看看那棵老石榴树当然，是并肩走，不隔距离的那种。
1980年夏末，侯晓燕毕业了，分配回了老家的县城中学教语文。我还有一年才毕业，送她走的那天，还是那个汽车站，她塞给我一个新的硬壳笔记本，扉页写着：“冯军旗，你的诗要早点发表，你的书要早点出版，我在县城等你，等你给我签名，等你念诗给我听。”我攥着她的袖口，指尖都在抖：“放心，我一毕业就来看你，第一本书，一定先给你。”她点点头，转身进了汽车站，没回头我知道，她怕回头了，就舍不得走了。
可我没做到。毕业后，我留在西安，先是在中学教语文，业余时间疯狂写稿、投稿。1983年，我的第一首诗《桌角的墨》发表在省级刊物上，我兴奋地想写信告诉她，却又怕这只是开始，不够“像样”；1985年，我的第一部诗词专辑《一壶诗梦》上卷出版，扉页画了小小的石榴花，却没敢寄给她我总觉得，要等更厚、更重的书，才能配上她的等待。起初我还给她写信，说我发表了多少诗，说西安的钟楼春天有风筝，秋天有落叶，问她学校的老石榴树开得好不好，她回信总说：“石榴树每年都开，我把你的诗抄在笔记本里，上课累了就看看，等你出了‘大书’，一定要寄来。”
后来信越来越少，最后一封是1985年夏末，蝉鸣正响的时候，她说：“军旗，我结婚了，是邻村的庞家，他人挺好，你别惦记了。你的书出版了，记得寄一本给我，我还等着签名呢。”
我捏着信，坐在西安的书房里，窗外的蝉鸣聒噪得让人心烦。那年冬天，《一壶诗梦》下卷出版，我在里面写了《石榴花祭》，却还是没寄；2008年，我的中篇言情小说《早谢的花蕾》发表，主角的名字里藏着“晓”和“燕”，出版社要给我办签售会，我却躲在书房里，摸着那本硬壳笔记本发呆我怕有人问起书名的由来，怕想起那个在桌角描“加油”的姑娘。再后来，《风雨港湾》《龙凤飞舞》接连出版，我写别人的爱情，写别人的奋斗，却始终不敢触碰自己的青春；2015年，我的长篇历史小说《马帮赤影》获了奖，站在领奖台上，我说“感谢青春里的一束光”，台下掌声雷动，我却想起三十年前，那个把烤红薯芯儿挖给我的姑娘。2016年，我受邀写电视剧剧本小说《烽火铸魂》，写战火里的坚守与遗憾，写到主角错过一生时，我哭了我终于明白，我写了这么多书，原来都是在写自己的遗憾。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诗人冯军旗”“作家冯军旗”，书架上摆满了《一壶诗梦》《早谢的花蕾》《风雨港湾》《龙凤飞舞》《马帮赤影》《烽火铸魂》的签名本，可每次看到最顶层的《桌角的加油》那是我1990年偷偷印的，只印了一本，心里就空一块晓燕，你还在等我的签名吗？西安的钟楼，你还没来过呢；我写的书，你还没看过呢。
日子一晃四十年。2017年夏末，我正在西安的书房改《烽火铸魂》的修订版，老同学突然发来微信，说建了个同学群，让我加进去。群里吵吵嚷嚷，班长突然@我：“冯军旗，你还记得侯晓燕不？她这辈子太苦了，嫁给庞家后生了个女儿叫庞婷婷，男人出轨卷走了所有钱，她受了刺激，精神就不太对了，学校不忍心辞退，就让她负责监考，不用说话，就站在考场门口……”
我手里的钢笔“啪嗒”掉在稿纸上，洇出一大团墨，像那年桌角没干的“加油”。那晚我翻出那个硬壳笔记本，扉页“等你签名”的字迹还清晰；翻出那套《一壶诗梦》，翻出《早谢的花蕾》，每本书的扉页都空着我一直等着，等一个能亲手把书交给她的机会。我忽然就想回去，不是要怎样，就是想把迟了四十年的书亲手交给她，就是想告诉她：晓燕，我没忘，我成了作家，我考上了西京大学，我写了好多书，每一本里都有你。
我跟妻子说：“回趟老家，看看老同学，给她带几本书。”妻子知道我总提那个“一起描‘加油’的姑娘”，帮我把《一壶诗梦》上下卷、《早谢的花蕾》和那本唯一的《桌角的加油》包好，说：“早该去了，别让遗憾跟着你一辈子。”
我买了最早的高铁票，回了那个阔别四十年的县城。学校还是老样子，门口的老石榴树更粗了，夏末的花开得正艳，蝉鸣还是那么聒噪。门卫大爷看我眼熟，想了半天说：“你是冯军旗吧？当年考上西京大学、写了好多书的那个！侯老师在三楼监考呢，你轻点儿走，她现在怕吵。”
我轻手轻脚走上三楼，走廊里飘着粉笔灰的味道，和四十年前一模一样。考场门口，站着一个穿灰色工装的女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黑色皮筋扎着，背挺得很直，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僵硬。风从窗户吹进来，掀起她的衣角，我慢慢走近，看清了她的侧脸眼角有了细纹，脸色苍白，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神空茫茫的，像一尊失了魂的雕像。她的手里，攥着一个磨破了边的蓝布包，和当年塞给我的那个，一模一样。
“晓燕？”我声音发颤，怀里的书抱得紧紧的，《一壶诗梦》的封面都被汗浸湿了。
她慢慢转过头，看了我半天，眼神里没有任何波澜，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机械地张开嘴，声音又轻又冷，像生了锈的铁片：“考生……不许随意走动。”
旁边的年轻老师悄悄拉了拉我的袖子，低声说：“您是冯军旗老师吧？侯老师清醒的时候，总抱着那个蓝布包，说要等一个考上西京大学、写‘加油’的作家，还总在纸上写‘冯军旗’‘诗里要有我’。我们都知道您，她总跟我们说，您是她同学，写了《一壶诗梦》，将来会成大作家。”
我找到庞婷婷，姑娘在县城超市当收银员，看见我，红着眼圈说：“我妈清醒的时候，总翻一个蓝布包，里面有本旧笔记，还有好多诗稿，上面都写着‘冯军旗’的名字。她总说，您当年答应给她签名，答应带她去西安看钟楼，答应把写她的书给她看，她等了您三十年，连《早谢的花蕾》都托人在县城书店找过，没找着。”
蝉鸣未歇（下篇）
我去看了她三次，每一次，都像在时光里打捞当年的碎片，那些被岁月蒙尘的“加油”与诗，正一点点透出微光。
第一次去，她正好清醒着，看见我怀里的《一壶诗梦》，眼睛突然就亮了，像当年夏末的星。她走到我面前，迟疑了一下，伸手揪起我的袖口，指尖冰凉却带着急切，絮絮叨叨说当年教室的日光灯管，说公园桂花树下的诗，说桌角那两个描了又描的“加油”，末了攥着书脊反复确认：“你真的考上西京大学了？《一壶诗梦》……扉页的石榴花，是给我的？”我坐在她身边，翻开书念《致桌角的墨》，念到“你描的‘加油’还亮着，我就不敢停下笔”时，她突然伸手覆在我的手背上，眼泪砸在书页上：“你的诗里有我，真好，我没白等。”那天临走，我把《早谢的花蕾》也留给了她，指给她看主角名字里的“晓”和“燕”，她抱着两本书，像抱着失而复得的宝贝，一直送到校门口，看着我走远，还在喊：“军旗，下周还来念诗啊！”
第二次去，她糊涂了，坐在教室里，手里拿着那本旧数学笔记，在纸上反复写“加油”“冯军旗”“西京大学”，写了擦，擦了又写，墨水染黑了指尖，也染黑了半张纸。我没说话，就坐在她旁边，从包里掏出《龙凤飞舞》，念里面年轻人为梦想奋斗的段落，念到“只要心里的光不熄，再远的路也能走到头”时，她忽然停了笔，抬头看我，眼神空茫却又带着点熟悉：“光……是桌角的‘加油’吗？”我赶紧点头，把笔塞到她手里，握着她的手，一起在纸上描“加油”：“对，是咱们的‘加油’，一直亮着。”她的手跟着我的手动，嘴角慢慢弯起来，像当年描字时那样，笑得轻浅又认真。
第三次去，她坐在校门口的老石榴树下，手里紧紧攥着那张泛黄的纸条四十年前她塞给我的、写着“等你考上西京大学，等你写出第一首诗”的纸条。夏末的阳光透过枝叶，筛在她脸上，她看见我，眼睛亮了亮，笑了，干净透亮得没沾一点岁月的尘：“军旗，你来了……石榴花开了，跟当年一样香，你给我念《桌角的加油》吧，就念那首写‘加油’的诗。”我把那本唯一的私印诗集递到她手里，扉页的石榴花鲜红如当年，下面“致晓燕”三个字，我描了又描。她双手捧着，指腹反复摩挲封面，手指抖得厉害，我赶紧伸手帮她捻开书页，她凑过来，逐字逐句地看，轻声跟着念，声音虽轻，却字字清晰：“你描的墨，我记了一辈子……”
这三次见面后，我再也没法回西安安心写作。我跟妻子商量，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民房，窗对着那棵老石榴树，桌上摊着《描墨记》的手稿，空白处全是我描的“加油”，墨色一次比一次深。我让庞婷婷在超市收银台旁备了个保温箱，总温着蜂蜜水晓燕胃寒，当年在师范学院时，一到秋冬就总捧着保温杯。
“冯叔叔，我妈今天醒了，抱着《桌角的加油》翻了半天，还问您什么时候来念诗。”婷婷的电话来得比往常早，声音里带着雀跃。我抓起刚打印好的《蝉鸣集》手稿就往学校跑，刚到三楼走廊，就听见教室里传来细碎的念诵声不是我的诗，是当年那本数学笔记里的公式，她居然还记得。
她坐在靠窗的旧课桌旁，阳光落在书页上，《桌角的加油》被她摊在膝头。看见我，她眼睛亮得像1978年我考上西京大学那天，没等我开口，就伸手揪紧我的袖口，指尖不再冰凉，带着点保温杯的暖意：“军旗，你看，我把笔记里的公式都背下来了，你当年总记不住的那道解析几何，我还能画辅助线呢。”她真的起身，从讲台上拿了支粉笔，在黑板上画辅助线，笔尖顿了顿，回头冲我眨眼睛，和四十年前一模一样：“你看，这样一画，是不是就懂了？”
我走过去，握住她拿粉笔的手，一起在黑板上描了个“加油”，墨色重重叠叠，像把四十年的时光都叠在了一起。“晓燕，”我声音发颤，从包里掏出两张车票，“下周，咱们去西安，看钟楼。”她的手顿了顿，眼泪砸在粉笔灰上，晕出小小的圈：“真的？你没骗我？”我把车票塞进她手里，又指了指《蝉鸣集》手稿：“这是我给你写的新书，等从西安回来，咱们就去出版社，让他们印出来，扉页画咱们俩，站在钟楼底下，旁边是石榴树。”
去西安的前三天，晓燕突然清醒得厉害。她坐在石榴树下，把蓝布包里的旧笔记、诗稿一页页摊开，阳光晒着纸页，字里行间的“冯军旗”“加油”“石榴花”都亮了起来。她指着一张泛黄的诗稿我1977年写的《致桌角》，字迹歪歪扭扭，她却笑得像个孩子：“你当年写这个的时候，脸都红透了，我就知道，你是写给我的。”她又拿起那张四十年前的纸条，指尖蹭过“等你考上西京大学”，轻声说：“我没白等，你看，你不仅考上了，还成了大作家，书里全是我。”
去西安那天，晓燕穿了件新的蓝布衫，是婷婷按当年的样式做的，麻花辫梳得整整齐齐，发梢别着一朵石榴花。高铁上，她抱着《蝉鸣集》手稿，靠在我肩上，像当年放学路上那样絮叨：“钟楼的风铃，是不是跟学校的上课铃一样响？桂花树下的诗，你还能背下来吗？西安的烤红薯，是不是比县城的甜？”我握着她的手，一一应着：“都响，都能背，甜三倍。”
钟楼比照片里更气派，檐角的风铃在风里响，像在念一首没写完的诗。晓燕站在钟楼下，仰着头看了很久，突然拉着我往台阶上走，脚步轻快得不像生病的人：“军旗，你看，春天的风筝，秋天的银杏，都跟你说的一样！”她从包里掏出旧笔记，翻到扉页的石榴花，又把《蝉鸣集》手稿放在旁边，笑着说：“咱们的‘文物’，和新书放在一起，多配。”
我带她去了师范学院的桂花树，当年的长椅还在，风一吹，桂花落在她的发梢，也落在手稿上。我坐在长椅上，给她念《描墨记》里的句子：“你描的墨，我记了一辈子；你等的诗，我写了一辈子；你盼的钟楼，我们终于一起看了。”她靠在我肩上，手里攥着一朵桂花，轻声说：“真好，军旗，这辈子没白等。”
从西安回来，晓燕的精神越来越好。医生复查时，看着她能完整背出我的诗，还能画出解析几何辅助线，连连说“这是医学奇迹”他哪里知道，支撑她的不是药物，是四十年的约定，是桌角没干的墨，是桂花树下没念完的诗。
庞婷婷考上西京大学那天，晓燕亲自送她去报到。汽车站的喇叭里还在放《在希望的田野上》，她塞给婷婷一个新的蓝布包，里面是出版后的《蝉鸣集》和她的旧笔记，还有一张纸条，字迹娟秀如当年：“婷婷，你冯叔叔说，诗里要有光，你要像当年的我们一样，带着‘加油’，一直往前走。”汽车发动时，晓燕没哭，只是拉着我的手，笑着说：“你看，咱们的‘文物’，传给婷婷了，咱们的约定，也没断。”
今年夏末，老石榴树的花开得比往年更艳。晓燕坐在树下，手里捧着《蝉鸣集》，我坐在她旁边，桌上放着那张掉漆的旧课桌是学校翻新时，我求校长留下的，桌角的“加油”被我们描了又描，墨色深得发亮。她指着桌角，冲我眨眼睛：“冯军旗，你看，咱们的‘文物’，比当年更亮了。”
婷婷放暑假回来，带了支新的蓝黑墨水笔。我们三个坐在石榴树下，一起在课桌角描“加油”她的笔锋轻，婷婷的笔锋急，我的笔锋重，三道光叠在一起，墨色渗进木头里，像把三代人的时光，都刻成了永远的“文物”。
晓燕的蓝布包，现在挂在我的书房里，里面除了旧笔记和诗稿，还多了本新的硬壳笔记本，扉页是她写的：“冯军旗，你的诗还要写下去，我的‘加油’还要描下去，咱们一起，把没说完的话，没赴的约，都补回来。”
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多，《一壶诗梦》《早谢的花蕾》《风雨港湾》《龙凤飞舞》《马帮赤影》《烽火铸魂》《描墨记》《蝉鸣集》……每一本的扉页，都写着“致晓燕”，旁边画着小小的石榴花和“加油”。
昨天，晓燕突然说要学写诗，我把最厚的稿纸给她，她握着笔，在纸上写：“桌角的墨亮着，钟楼的风响着，桂花的香飘着，你的诗念着，我的心，一直暖着。”写完，她冲我眨眼睛，和1977年那个描“加油”的下午一模一样：“冯军旗，你看，我写的是不是也像诗？”
我笑着点头，把她的诗稿夹进《蝉鸣集》里，和我当年的诗稿放在一起。风又吹过石榴树，花瓣落在纸上，像她当年偷偷画的小石榴花，也像我们没说出口的话，轻轻落在时光里，再也不会错过。
蝉鸣还在响，石榴花还在开，我的诗还在写，她的“加油”还在描。
我们的青春，没留下遗憾；我们的约定，终于圆满。
这就够了，真的够了。
蝉鸣未歇记
夏木蝉声悦。记当年、红墙标语，暑风翻页。共倚残桌描“加油”，墨重情深未竭。君笑指、此为“文物”说。分薯隔肩春心敛，怕旁人、窥见梢头雪。辫轻扫，痒如蝶。
三番探看初心热。喜今朝、诗牵旧忆，眸光亮彻。《壶梦》翻开情未减，《蝉鸣》待书新页。更共赴、长安旧约。病榻忽逢奇迹现，手同描、再把“加油”写。君笑也，蝉声切。
余生楮墨皆欢悦。每夏来、榴花树下，并肩吟哦。《马帮》《龙凤》皆堪贺，更惜桌角旧迹。墨愈亮、魂何曾别。此念绵绵无终歇，把流年、都作团圆写。风又起，声如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