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老师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中，提到1970年代MZX逝世那会儿的一段记忆。追悼会场上，全校师生都在哭，不少同学甚至把唾沫抹在脸上装哭。有一个男生没哭，也不做悲伤的姿态，只是平静地看着哭得昏天黑地的大家伙儿。莫老师觉得他大逆不道，就向老师告发了这个同学。结果，这个同学受到警告处分。多年以后莫老师忆起这件往事，内心依旧充满愧疚。显然，这件事深深刺激了莫老师，让这位后来的大师悟到：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说实话，我觉得莫老师的检讨不够深刻。暂且不表。我想说的是，莫老师的少年行为以及此后的反思，并非幼年大师胚子的专利，相信不少人在少不经事甚至长大成人都有过类似的“革命觉悟”以及后来的羞愧反思，只是大多数人没机会没兴趣或者不愿意说出来，像莫老师这样大胆说出来，就足以载入人类思想史。
同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和思想反思其实并不少见。我在十八岁时候就买了一本《独自和解》（A Separate Peace），美国作家约翰·诺尔斯（John Knowles）的名作，英文版，用来学习英语。遗憾的是，除了中文序言，直到今天我也没读几页正文。与此相似题材的文学名著还有不少，其中一些还改编成电影，最著名者《赎罪》（Atonement），英国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2001年创作的小说，2007年改编成电影。与《独自和解》主题相似：少年时期犯下的错误和负罪感，不会随时间消失，甚至会随时间蔓延，负罪感越来越沉重。
那么，怎么办？现代积极心理学和今天流行的成功学、励志学、修行学教导我们，学会遗忘！然而，许多少年创伤一辈子都无法遗忘，更别说被治愈。对于那些良知未泯的成年，人生总是在痛苦回忆和自责中煎熬。
后来，网络上流传一篇《MZX老那会儿》，说是莫老师写的。AI说，莫老师并未单独写过这篇散文，应该是自媒体从受奖词中掐头去尾剪切而成。其实，当年无论城市乡村，是没人称MZX的死为“老了”的，应该说，没人敢于那样把平民百姓的“老了”冠在伟大领袖头上，即便乡村老农也称其为“逝世”。
我七八岁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MZX他老人家尚在世。一天，和几名村中大小差不离儿的儿童少年一起到西地薅草，回家喂猪喂羊喂鸡喂兔子，不喂牛，彼时社员家里是不允许饲养大型家畜的，生产队才有。薅草是乡村少年儿童当年放学回家最主要的任务。
我们几个一边薅草一边瞎嗙空儿，不知怎么就说到了MZX。或许哪根筋犯神经，我冒冒失失地脱口而出，“要是MZX牺牲了会怎么样？”现在想起来，当年的乡村少年竟然已经具备了某种程度的家国情怀，甚至某种程度的思想家才有的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当然，更可能是蜜蜂马蜂蚂蚁担心窝里少了蜂王蚁王之后的恐惧心理。
同伴中红利哥年龄最大，十来岁吧，小学高年级生，家族里还有一名叱咤风云的造反派头头，这让他们这个本就强势的家族更加根正苗红拥有更多话语权。听到我的话，红利哥急忙呵斥我：“打你的嘴！你想当反革命啊？说MZX不能说牺牲，得说逝世！”
我压根儿没听过这个词儿，尽管作为乡村不多的国家干部的姥爷父亲经常教我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还背诵MZX语录诗词，用毛笔写MZX语录诗词，我在学校也总是成绩第一的好学生，但我怎么就没听说过“逝世”这个词儿呢？
我被吓得不轻，急忙可怜巴巴结结巴巴地认错，“红利哥，我说错了！我是想说，要是MZX……那个了，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了，咱国会咋着嘞？”当年，我就是这么说的，“咱国会咋着嘞”。难道我果真就是一个天才的思想家或者宗教家？
其他小伙伴也七嘴八舌，有骂我的，有参加讨论这个少年儿童而且是乡村少年儿童实在吃不消的宏大问题的。讨论结果是什么？一点也记不得了，就连孩子王红利哥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他只是说，MZX不会逝世，永远不会逝世！MZX万寿无疆！他还组织大伙儿喊口号，“MZX万岁！万岁！万万岁！MZX万寿无疆！”我们用的还是不伦不类的普通话，不少时候，乡村少年儿童尤其上了小学的少年儿童说起与党和国家有关的话题，总是像电影里一样用普通话讲，河南普通话，郭固集普通话，语调普通话，发音郭固集方言，比如，“中国”的“国”念成类似“乖”的发音。
然而，MZX他老人家并未在我们的忠心盼望下活到一万岁，更没能万寿无疆，在他老人家晚年常常念叨也许还有点忌讳的“七十三八十四”的关口撒手人寰。
那年，我已经九岁，上小学二年级。村里在专为演出样板戏而建的戏院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学校全体师生和村里的老少爷们儿弟兄姊妹排队站在戏院小广场，公社一位领导亲临现场主持追悼会。那位满头灰白头发的老领导念报纸，念着念着，哽咽而不能语，掏出手绢擦眼睛时候，他突然失声痛哭。于是，台下的男女老少大人小孩也一下子全都失声痛哭，六七十岁的男爷们儿捂着眼睛抱着脑袋哭，老大娘大婶蹲在地上哭，就像村里老人去世吊孝那样，那个哭得痛啊，绝不是装出来的。同学们大多一个个站在原地，也不捂眼睛，也不蹲下，只是那样赤裸裸地痛哭，眼泪鼻涕淌满脸颊，就像挨了爹娘痛揍以后那种傻呆呆的放肆的哭。
必须说明，我们郭固集老少爷们儿弟兄姊妹对于伟大领袖MZX的感情是真挚的，没有一个像莫老师村里那样装哭，更没有往眼睛上抹吐沫装哭的。再说了，参加追悼会的全都是贫下中农，那些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孙是没资格参会的，比如我的本家三老爷一家。
不过，还真有一个没哭的！
谁呢？
偷偷告诉您，在MZX追悼会上，莫老师揭发的那个没哭就连装都懒得装的同学，就是我！
莫非我是混进贫下中农队伍的阶级敌人的孝子贤孙？绝对不是！我爷爷家世代贫农，父亲曾经在8341部队中央警卫师亲自保卫过党中央MZX，整整九年，九年啊！退伍后在县公安局、供销社工厂工作。我姥爷是解放前的中共地下党员、现任公社干部。我则是一期不落的“三好学生”，我们家根正苗红！从我记事儿开始，姥爷父亲就经常教导我，天大地大没有GCD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MZX亲！是GCDMZX把咱们这些查不清多少辈儿吃不饱穿不暖被人下看又怂又穷的人家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还让姥爷做了公社干部，让我父亲参加了人民军队并安排了工作。咱才是实打实翻身做了主人啊！忘了GCD忘了MZX，就是忘本啊！要遭天打五雷轰！
姥爷父亲说起这些，多少次热泪盈眶，姥姥母亲更是激动得嚎啕大哭，我也眼泪巴巴。
最近一些年，每当我这个下岗人员灵活就业时找不到工作，回想起老辈儿，我就会一次次发自内心地感恩GCD，感恩MZX，“皇恩浩荡啊！”我一次次这样感慨！是的，真的就是皇恩浩荡！请原谅我这个出身两代中共党员家庭的党史党建专业研究生学历的知识分子竟然使用这样带点古墓气息的老旧词汇，也许某些人还能读出那么一点反讽的或者愚忠的腐朽气味，但每一次，这个词汇都会不由自主地泛上心头。那是一个时代带给大多数社会底层大众利益的“皇恩浩荡”，是正义的社会变革带给广大民众的“皇恩浩荡”。
出身在这样一个家庭的少年儿童，在大救星的追悼会上，怎么就没哭呢？难道他真的忘恩负义没有一点人味儿了？
我不但没有呼天抢地地哭，也没有像莫老师的同学那样往眼睛上抹唾沫，不过，我也不像他另外的同学那样静静地站着，我是有些惶恐的，我哭不出来，又怕被莫老师那样觉悟高的乡亲或同学揭发检举。我不知所措，不是像莫老师的同学那样静静站着，只是呆呆地楞在原地，看着周围哭得昏天黑地的人们。
散会了，人们还在哭，一边往外走一边哭。我依旧待在原地，不知何去何从，就像一只胆小的小动物被吓呆后就连往哪儿逃都不敢，都不知所措。
这时，我注意到，一位高年级毛姓同学一边往外走，一边继续哭，哭得一塌糊涂。是的，就是一塌糊涂，以至于他一下子撞到了另一位同学身上，撞得还挺结实。那位同学也和他一样哭得一塌糊涂，两个小孩子撞在一起，竟然谁也没理会谁，分头继续走，继续哭。换了其它时候，他俩说不定会吵起来，至少会相互埋怨。
看到这一幕，我突然想笑！真的，在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我家的救命恩人全国人民的救主逝世的时候，在他老人家的追悼会上，我这个享受着皇恩浩荡的祖辈儿贫农的子孙竟然差一点笑出来！
我终究没能笑出来，准确说，没敢笑出来。我的笑在未形成前戛然而止，噎在喉头。我急忙溜到墙根儿，对着墙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偷眼看看周围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急急忙忙逃回家。
多年后，这位毛姓同学成了我的表姐夫，并在初中毕业后顶替父亲到焦作煤矿当了工人，还当过团干部、车间主任的小官。一次春节他来我家走亲戚，酒桌上我特意提起这件事，他竟然没啥印象，还笑着说，那时候的人就是那样，都是那样。
此后许多年来，尤其最近一些年，我因生活困窘开始喜欢思考人生社会大道理的时候，特别是想着竭力理解甚至想着迎合网上汹涌的非毛论调的时候，追悼会上那一幕就会浮现在脑海里，那位毛姓同学我的表姐夫眼泪鼻涕的脸颊就会在我眼前活灵活现。我甚至会牵强地琢磨，该不会因为他和MZX他老人家同宗同祖才哭得那么痛吧？这种念头一闪而过，我自己都能感觉出对逝者的不敬。事实上，追悼会上大人小孩大多数和他一样哭得稀里哗啦。
为何我竟然那么另类呢？再说了，我还是祖辈又怂又穷得亏GCDMZX才翻身做主人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孙啊！
也不能说我缺乏对于伟大领袖穷人大救星的革命情感，我有着和莫老师一样的阶级觉悟。
过了一两天，全校学生在校长老师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徒步行军七八里路，到公社驻地上官村开全公社集体追悼会。记不清我怎么就和大部队走散了，便去找在公社工作的姥爷。正是午饭时候，姥爷带我去机关食堂吃饭，顺手把我那根学校发的人手一根的记不清什么颜色的旗子插在食堂窗户上。一名打饭的年轻公社干部笑着打趣，“嗬，小家伙儿还发了一面旗子。”
直到几年后，对于那名公社干部的不严肃我还耿耿于怀，更不理解：公社干部啊，怎么这么缺乏阶级觉悟，怎么对MZX这么缺乏革命感情，竟然还开玩笑！当时，我也想着像莫老师那样揭发他。
那天下午，我又去爸爸工作的棉花加工厂找他，想着让他骑自行车把我送回家。我看到，棉花厂门口，有好几位保卫人员站岗，其中一位和我爸爸要好的魏叔叔穿着旧军装，肩上背着一枝步枪在执勤，以防止阶级敌人趁机搞破坏。那步枪可不是玩具枪，是真家伙，钢铁枪管闪烁着青色的亮光。我是个男孩子，却不羡慕背枪的魏叔叔，我倒是有点害怕。
这时，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看着像是附近村民，他拿魏叔叔开涮，“嗬！老魏，还背着真家伙儿，像模像样嘞！”嬉皮笑脸。魏叔叔竟然有点不好意思，他倒腾了两下脚步，有点尴尬地讪笑，“唉，这不是领导让执勤嘛！”
我倒不是特别恼恨那名路人，看他那熊样儿就不是革命队伍的人，我是恼恨魏叔叔，地方国营工厂保卫人员、无产阶级战士啊，竟然会被坏人的嘲讽弄得不好意思，你应该以无产阶级的凛然正气革命战士的大无畏的战斗气魄义正辞严地呵斥那家伙，揭发检举他，把他抓起来！你肩上背着的钢枪不就是对付这号阶级敌人的？
直到成年后，我还几次回忆起那事儿，还在耿耿于怀，并且悲叹革命情感斗争精神的纯粹性多么难以实现。
十四五岁上初二时，姥姥逝世了，应该称“去世”“老了”。已经到了1980年代初期，社会上用词习惯已经不似当年几个小伙伴在西地薅草的年代那么如临大敌。三姨夫的一位朋友、邻村一位走南闯北的商人给我姥姥的花圈挽联上写着“沉痛哀悼杜老夫人逝世”，也没人说啥不妥，就连当了大半辈子公社基层干部、总是按照上级宣传口径说话且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姥爷也没说啥。
为姥姥守灵执行某种仪式时，母亲、姨还有表姐表弟都嚎啕大哭，我却哭不出来，眼眶都没湿。我清晰地记得，姥爷不满地恶狠狠地剜了我两眼，平日里，姥爷极度疼爱我，甚至到了溺爱的程度。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我就是哭不出来，还给自己找理由：这会儿还不到出殡，出殡时候才是该哭的时候。就连我自己都感觉理由有些牵强，因为我自己也感觉到我不哭是不正常的，是不孝的。从我记事儿起，我就在姥爷家长大。姥姥是亲姥姥，自然也亲我，只是不像姥爷那样近乎溺爱。也可能是姥姥对于我这个跟着父亲入赘她家的外孙抱有某种观念上的偏见，让敏感的儿童感觉出某种疏离。反正，直到今天，姥姥那张精明的脸庞在我眼前稍瞬即逝的时刻，我的回忆极少有温暖的触动，好像那是一个不痛不痒的老妇人的面庞。
请不要骂我不孝！七八岁那年的一天，我到村外一处荒废的果园里溜达，那是夏末，桃树已经凋零，我竟然惊喜地在一株高大的桃树枝梢发现一颗红彤彤的桃子！我家也有好几棵果树：柿树杏树和枣树，没有桃树。桃树虽多汁香甜，但寿命短，并非传统农家首选树种。
换做你，可能首先想到摘下桃子自己大饱口福。要知道，那年月，农家孩子一年到头乃至几年都难得吃到自家果树以外的水果，桃子对他们的诱惑一般人难以抗拒。
我能！我首先想到的，是把桃子摘下来，赶快送到家里，让姥姥吃！这会儿，回味彼时彼心，外孙都为自己感动！
气人的是，爬到树顶，摘下桃子，天呐！一半桃子已被鸟儿吃掉，想必是喜鹊干的。那玩意儿不仅喜欢吃桃子，更喜欢吃柿子。柿果老是先熟一半，喜鹊就把这一半啄掉，留下一半青涩空壳。我家那株三百多年的大柿树每年都要遭受喜鹊的糟蹋，哄赶这些不停嘎嘎大叫的害鸟是每年柿子成熟时节我家的重大任务。显然，这颗桃子就是那些天杀的祸害作孽。
溜下桃树，看着手里半颗被糟蹋的桃子，我“哇”地一声哭了……
二十出头在银行工作时，我有过一段恋情，暗恋上一位干部家庭出身的女同事，她似乎对我也有点热乎。不幸的是，我喝醉和同事打了一架，受到处分，她一下子就对我冷眼相待，表现出极度的厌恶。正好，另一位精明得奸诈的同事乘虚而入，竭力讨好她。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决心捍卫已经一边热的爱情，在她下班回家的路上堵截她，向她表白。那是我今生唯一一次在女性面前的勇敢。结果可想而知，她极其冷淡甚至残酷地表示出厌恶，还不是那种因恋人失足犯错而产生的痛苦拒绝，是情感的彻底凉凉，估计还有生理性的恶心。少女的心就是这样易反易覆啊，昨天是小鸟，今天就可能是老鹰。
第二天下班，她恶狠狠地摔门而去。同事们不解：大小姐这是咋了？我们的股长大姐早就看出了端倪，瞄我一眼，深沉地说，这是谁恶心着她了！
此后足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失魂落魄，痛不欲生。现在清晰记得，一个下雨天，我打着伞，在逃往老家的泥泞的乡村土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踉跄，一种念头不停地袭击着我：假如失去了她，就是让我当个市长都难以补偿我的痛苦，我也不换。真的，彼时的小青年就是这样珍视纯真的爱情，尽管只是某种自作多情的情绪，市长的荣耀真的不如她的爱情珍贵。后来又想，要是给个省长呢？似乎感觉好一点。乖乖！
令我吃惊的是，仅仅一个月后，那种绝望般的痛苦竟然不见了，虽然依旧不舒适，但已经不像当初那么要命，我甚至都能够冷静剖析个中原因了。彼时我正狂热于西方文学，和许多文青一样，D·H·劳伦斯那位英国色情作家是我的时髦崇拜。他说过，没有肉体深度亲密的所谓爱情只能是虚假的。我深以为然。我与那位女同事至多有过眉目传情，连话都没说过几句，更别说深入的情感交流互换。那算什么爱情啊，不过是青春的激情浮火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