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火在窗外流淌成河。我坐在能源车的后座，皮革座椅散发着新车特有的气味，空调吹出的风不冷也不热。两个司机，两段人生，在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声里向我敞开。

第一个司机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敲打。他的腕表在路灯下偶尔反光，是那种需要预订两年的款式。"四十万的车，"他说，"不过是个大玩具。"他的服装店开了三家，却开始怀念二十年前在纺织厂数纱锭的日子。"那时候下班就是真的下班了，现在？"他的手机在说话间亮了三次。

第二个司机的保温杯卡在杯架里，随着转弯轻轻晃动。他谈起两千年辞去企业工作时的场景，眼镜片上还沾着当时欢送会上的彩带碎屑。"第一个月就赚了三万多，"他笑着摇头，"那时候工资才二百出头。"现在他的文具批发仓库里积压着太多笔记本，印着过时的卡通图案。

高架桥上的灯光在他们脸上明灭交替。我想起父亲书桌抽屉里那些泛黄的工资条，从1976年到2002年，字迹褪色得如同他逐渐模糊的国企记忆。而表哥上周在家族群里晒的新车，背景里是凌晨三点的仓库，打包到一半的快递箱堆成小山。

车停在红灯前，斑马线上走过几个穿工装的年轻人。他们的厂牌在胸前摇晃，让我想起挂在老式更衣室铁柜的那些。司机顺着我的目光看去，突然沉默下来。仪表盘的数字时钟跳动着，像在给某种消失的东西读秒。

在这座不夜城里，所有灯火都是流动的。有人捧着铁饭碗怀念海浪，有人漂在海上想念港湾。而能源车继续前行，载着不同方向的乡愁，穿过一片又一片人造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