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透过玻璃窗，在灶台上围出一块方形的、暖金色的区域。我刚收拾完碗筷，水声歇下，厨房里一片岑寂。就在这时，手机铃声乍然响起，像一颗石子投入宁静的湖心。我走到餐厅，屏幕上跳动着两个字：“妈妈”。
心，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轻轻捏了一下。我没有立刻去接。人近中年，故乡的电话，竟渐渐成了一种需要些微勇气才能接起的物事。那铃声，一声紧似一声，兀自唱着欢快的调子，衬得这片刻的迟疑愈发滞重。
我怕是风尘仆仆的远道上，传来了什么不好的消息，而自己隔着千山万水，只能徒然悬着一颗心，空荡荡地无力着。
终于还是接了。母亲的声音从那头传来，焦灼，忧心，失了平素的从容。她说，父亲病了有些时日，昨日才告诉她。自己悄悄去镇上小诊所开了药，便觉得可以对付过去。
她和弟弟劝他去医院瞧瞧，他却执拗不肯，下午竟还要骑着那辆旧电瓶车出去干活。“你打个电话劝劝他吧。”母亲的声音里，有无奈，也有将最后一点希望寄托于我的期待。
我温言安抚了母亲，挂断电话。那短短的几句话，却像有了重量，从耳道沉沉地坠到心尖上，压在那里。这世上，父母与我的小家，是我生命根系最深的牵挂。我总愿他们能无灾无病，颐养天年，可世事何曾总能如人所愿？
我在微信里寻到父亲的名字，拨了语音过去。等待的嘟嘟声，在寂静的屋里格外清晰，响了许久，无人应答。不甘心，又找到他的手机号直接拨打。依旧只有漫长的忙音。我只好点开微信，按住那个小小的麦克风，一字一句地说：
“爸爸，听妈妈说你不舒服，现在怎么样了？”
“还是去医院看看，图个安心，好么？”
“先把身体养好，活计总是做不完的。钱是赚不尽的，若小病拖重了，反而更麻烦。”
“我们都很担心你，早些去检查一下吧。”
语音一条接一条地发过去，绿色的方框排成一列，像一串无声的、焦急的叩问。没过多久，父亲的电话回了过来。他的声音听来倒是平稳，甚至带着一丝宽慰我的意味：“诊所的医生看过了，说吃一个礼拜药就能好。已经松快多了，胳膊没那么疼了，干点活不碍事的。”
我在电话这头，几乎能想象他摆手的样子。“还是去医院拍个片，验个血，查得周全些。你若是担心花费，我来出，好不好？”我试着将道理说得更软和一些，“就怕万一耽误了，往后花的钱更多，人也遭罪。趁现在，就先去看看。”
“不用，真不用。”他的拒绝干脆利落，带着一种不容分说的口气，“过两天准好了，我现在好着呢，你别操心。就这样啦。”
话音落下，电话便断了。我还有许多话，哽在喉头，没能说出来。我本想说，你要好好的，要看到弟弟成家立业，要等着抱孙儿孙女，听他们脆生生地喊你“爷爷”呢。我想用这些他生命里尚未圆满的念想，去撼动他那份固执。可话未出口，机会已失。
或许，在他眼里，我始终是个孩子。父亲的威严，有时便在于此，他习惯了自己是山，是倚靠，是发号施令与承担责任的那一个，而非接受孩子建议与安排的对象。
这念头，让我想起许多事。自从我大学毕业，像一只鸟飞出旧巢，家乡的许多变迁，便仿佛与我隔了一层透明的膜。卖地，老屋出租，购置新房……这些事，父亲从不主动与我商量。等我辗转知晓，往往已是一两年后，甚至更久之后。一切早已尘埃落定，有了它既定的模样。
我已成家，在他看来，大约已属于另一个需要被庇护的家庭。家里的大小事务，他仍选择一肩扛起。那对他而言，是一种天经地义的责任，一种不肯卸下的尊严。而我多想对他说，父亲，你的孩子们都已长大，可以替你分担了，你不必再把自己弄得那样累。
窗外的日头又升高了些，光区悄悄挪移了位置。屋子里安静下来，只有我的思绪还在无声地翻涌。那份沉甸甸的担忧，并未因这通电话而消解，反而化成了一种更复杂的东西。那里面有对父亲身体的牵挂，有对他固执的无奈，也有一种深切的懂得：懂得他那份沉默的、如山般的爱，是如何以“不打扰”和“自己扛”的方式呈现。电话线可以连接千里，可有些情感的波长，却似乎总在传输中，损耗了一点，延迟了一点。
我望着手机屏幕上那个不再亮起的名字，知道下午的日头下，他大概还是会骑上那辆旧电瓶车，驶向他认准的生活里去。我能做的，似乎也只是将这遥远的牵挂，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和日后更频繁的、细细碎碎的问候。
所谓亲人，大约便是如此：你在你的轨道上运行，我在我的轨道上旋转，我们彼此的引力从未消失，却也只能这样，遥望着，牵动着，在各自的岁月里，默默祈愿对方一切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