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读《史记》
——整本书阅读之《〈史记〉导读》说明
彭科友
一、阅读版本
白文《史记》。中华书局或者岳麓书社版。
二、阅读重点
《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本阅读活动重心在“无韵之《离骚》”，即把《史记》当做文学作品读，不纠缠史实，不辨证版本。
三、阅读角度
以人物（个人形象或者人物群像）为中心，以专题为形式，精选《史记》篇目，从“文言”“文评”“文摘”“文化”“文笔”五个方面展开阅读。
文言：
学生借助工具书和网络资源自读文章，用知识专题形式梳理文言文有关常识，或者教师利用课堂进行检测。
文评：
简要评点文章内容，或者对作品的艺术构思简要分析。采用随文评点的方式，文字长短不拘，贵在会心独见。
文摘：
摘录与本文传主有关的网络或者纸质资料，所选资料要求文质兼美。
文化：
根据传主的生平履历，探究一两个话题，侧重围绕优秀传统文化和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深度挖掘文本。
文笔：
学生学完本专题后的心得。主要围绕“文化”中挖掘的话题写读后感。
四、阅读次第
（一）读《殉道与超越——论〈史记〉的悲剧精神》（韩兆琦 王齐），对《史记》的人物有一个整体印象。
（二）先读与教材有关的《史记》篇目，从读教材节选部分延伸到读全篇文章。
初步拟定专题
1.文人政治家的涅槃——读《屈原贾生列传》
2.君臣合作的典范——读《高祖本纪》《留侯世家》
3.小人物与大历史——读《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
4.砥柱中流是此峰——读《廉颇蔺相如列传》
5.中国思想的本源——读《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老子韩非列传》
（三）再读教材以外的其他《史记》篇目（暂定）
6.谋者智慧与眼光——读《越王勾践世家》《伍子胥列传》
7.千古荒芜英雄路——读《李将军列传》《绛侯周勃世家》
8.人性贪欲无穷已——读《李斯列传》《吕不韦列传》
……
附录
殉道与超越——论《史记》的悲剧精神
韩兆琦 王齐
《史记》是一部具有悲剧性的伟大作品，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同，而《史记》一书使人震撼、感奋的能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中蕴藉着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精神即它所记载的人物在回击或承受悲剧命运的打击时所表现出的非同寻常的气质和高贵超拔的品性。《史记》的悲剧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殉道精神
殉道精神是指悲剧人物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和自我牺牲的生命激情。马克思在研究希腊悲剧时曾指出过悲剧人物具有的这种精神境界，他称“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历书上最高贵的圣者和殉教者”（《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而《史记》中的悲剧人物大都把献身于济世、治平及成功成名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如一生颠沛流离、忍饥受难的孔子，为了坚持理想和信念，甘愿用自己的苦行去维护和传播他所信奉的真理；屈原愤怒投入汨罗江，用生命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殉道精神作出注脚；伯夷、叔齐骄傲地饿死在首阳山上，为的是他们信奉的“义”；王蠋“义不北面于燕”，在侵略者占领国土后自刭而死。至于荆轲、豫让、田横及其手下五百宾客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宗教式的献身和牺牲精神。虽则他们所殉之道或为国家政治、或为固执一端的某种信仰，或为他们信守的义礼，这一切，有高下、阔狭之分，但他们献身的热诚，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都超出了芸芸众生所沉浸的利欲的深渊，体现了“末世奔利，唯彼奔义”的无私无畏的精神特质。
具有殉道精神的悲剧人物中，除了屈原等将生命自觉付予理想的一类人外，还有商鞅、晁错等一批在人类进步的历史中不可避免地被推上祭坛成为牺牲和供奉的人物。商鞅的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强的正途，为其后的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晁错的削藩政策是巩固当时的大汉帝国的必由之路，不如此历史就会走向倒退。他们所行的，都是“万世之利”的功业，而在当时，他们的牺牲又是现实给定性造成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他们的牺牲，他们作为殉道者必备的优越的素质才得以显示出来。马克思曾指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因此，具有殉道精神的人物总是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样的牺牲，也正因为有了人类这种恒久的殉道精神，人类才每每获得从利欲的渊薮中超升和跃进的激情。
二 怀疑精神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大多具有一种反思、疑惑、不甘心、不情愿、不承认现实给定性的精神气质，我们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怀疑精神。
具有怀疑精神的悲剧人物大都生活在一种困惑不解、怨天尤人的痛苦中，因为他们对生活给予他们的苦难与悲患无法理解、不甘忍受，而又囿于时代或世界观的局限，难以得出切中时弊的解释或不敢正视切中时弊、击中要害的谜底。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一生为大汉帝国辛苦征战，一些功劳不如他的将领，早已飞黄腾达、位列三公，但他却白首未封，他不由得去请教算命的人，满怀哀怨地问：“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他的怀疑与不甘心，导致了他后来主动请战，不被批准后便愠怒于色，与卫青产生了矛盾，直至被排挤、冤屈而自杀。另外一位威振当世的秦国大将白起，也对自己的被无辜赐死而心有疑虑，激奋地询问：“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大将军蒙恬在被无辜陷害时也曾与前面的两位异口同音：“我何过于天，无罪而死？”中井积德在读到大将白起自刭前的感叹时，感慨道：“自刭曰云云，自居死罪者，乃所以明其无罪，与蒙恬同。”（泷川资言《史记汇注考证补》）同样，那些“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大臣，如龙逢、比干、屈原、伍子胥等人在垂死之际都曾把怀疑的目光投向给予他们不公对待的昏君暴政。世间的无情与虚幻还使得人们对于自己在短促的一生中所作的奋斗与挣扎产生怀疑，尤其当人们把生命的根基建立在“逐利”的基础上时，这种困惑便表现得更加明显。《李斯列传》中的李斯，在少年时以观仓鼠之一叹，带着对富贵的热衷投身社会，最后却在被腰斩于市之前对他的儿子叹息道“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不仅是对他自己孜孜以求富贵荣华的一生所具有的意义产生了怀疑，甚至是对这种价值人生的否定。即便是那些坚定的殉道者如孔子，也会对阴错阳差的世界的无序性产生困惑，他曾反问过他自己及学生：“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智者而必信，安有王子比干？”（《孔子世家》）也是这种怀疑精神引发了司马迁悲剧人生观中一系列对天、人以及社会状况的怀疑和困惑。
三 反中庸精神
儒家一贯强调“中和”之美，《论语》中宣称“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在艺术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诗经》以来的中国文学所崇尚的传统，在人格上，“温柔敦厚”是为人称道的精神品质。但是司马迁却以直面人生的激情揭开了中国社会残酷的内幕，让他笔下的悲剧人物尽情地渲泻心灵的呼声和悲愤，极端地展露他们倜傥非常的人格，不肯调和地暴露历史的残酷性。这种敢于直面人生的精神，就是反中庸精神。
班固曾对司马迁的《史记》一书颇有微辞，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论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这种站在正统儒家立场上的批评，正从反面阐明了司马迁的反中庸精神。在《史记》中，大部分悲剧人物都有着倜傥非常的个性和人生境遇。伯夷、叔齐曾被孔子作为无怨无尤的典范，说他们；“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但在《史记》中他们不仅首先勇敢地怒斥君王的“以暴易暴”，还坚决地采取不调和的斗争手段自绝于这个社会，在即将饿死时发出了愤怒和哀怨的呼喊：“登彼西山兮，采矣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正如司马迁所感叹的那样，这又怎么不是在怨在恨呢！因此，李贽在《焚书》中说：“‘何怨’是夫子说，‘是怨’是司马子长说，翻不怨以为怨，文为至精至妙也。何以怨？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适归之无所，怨周土之薇之不可食，遂含怨而饿死。”（《焚书》卷五）至如《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的荆轲、聂政、豫让、朱家、郭解，他们的行为“不轨于正义”、不符合温柔敦厚的准则，但他们“言必诺，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他们往往采取流血的手段行侠仗义，他们轻生重义，丝毫不受传统道德的束缚，体现了淋漓豪放的反中庸精神。
《史记》中具有反中庸精神的人还勇于反抗命运或现实给定性的局限，尽可能地表现自己的价值人生，他们不畏强权，渴望建功立业，勇于采取行动，向命运作斗争，不怕捅出漏子，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如陈胜不屈从命运与种姓的压制，揭竿而起，反抗秦王朝的暴政。那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是他反中庸的叛逆精神的宣言；伍子胥把叛逆的烈焰燃向了昏庸的封建君王；飞将军李广不甘忍受皇亲国戚的威压和排挤，不肯复对刀笔吏而自刭身亡的行为，也是由他叛逆的性格所驱使。具有反中庸精神的叛逆们永不满足，永远在逆境中奋进，处处暴露出他们与整个现实社会极端的不调和。这种悲剧精神最能体现人对自由、对不平凡的人生的追求和渴望，最具有震憾人心的力量。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司马迁正是将人类历史中人性、人的美、人的善与人的尊严被无情的践踏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史记》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具有反中庸精神的悲剧集。在《史记》中，好人往往不得善终，“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游侠列传》），“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伯夷列传》）；屈原正道直行，赤胆忠心，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愤而投河；伍子胥忠于夫差，直言敢谏，却被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在《史记》中人性既脆弱又冷漠，戚夫人被妒恨的吕后制成“人彘”，令人惨不忍睹；项羽一代英豪，临死时将自己的身体送与同乡请赏，尸体被争夺得四分五裂。在《史记》中，充斥着整个世界的是利欲熏心、权力相倾、无爱的政治婚姻和冷酷的父子兄弟关系。在《史记》中，随处可见的是对帝王们辛辣的讽刺和讥嘲，以及对不公平的社会制度的怨愤和仇恨。正如李长之先生所说的那样：“周鲁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到了司马迁手里，便都让他乐就乐，哀就哀了！所以我们在他的书里可以听到人类心灵真正的呼声！”（《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
四 忍辱负重的精神
《史记》中的悲剧英雄们都具有顽强、坚韧的生命力，他们不肯放弃生命中任何一点机会与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他们不惜以任何代价求取生存，为了使生命具有最高价值，他们都不惜忍受比死亡更难以承受的耻辱、毁灭和打击以及那些与生俱来的痛苦折磨。这类悲剧人物都把使自己名垂后世作为至上的追求，都力求尽可能地使自己的人生富有意义。这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表现的：“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这样一种精神特征的再现，我们称之为忍辱负重的精神。如孙膑被庞涓施以膑刑之后，以刑徒的身分去拜见另一个国家的使者，借以离开不能施展抱负的魏国，作了齐国的大将并打败了魏军，最后：“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孙子吴起列传》）勾践战败后，“苦心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即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耶？’”他“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最后终于灭掉了吴国，称霸一时。（《越世家》）范睢在魏国供职时，被魏相误认为作了敌国的内奸，被折肋、摺齿置于厕中，让饮酒的宾客们向他身上便溺，极尽诟辱。在这种必死的境遇中，范睢买通看守，逃到了秦国，作了“垂功于天下”的秦相，最后报仇雪了耻（《范睢列传》）。
这些人往往坚韧不拔地抓住悲剧人生中最微渺的一点机会，他们所求的决非苟且偷生，而是立功成名、是生命的再度辉煌。
忍辱负重的英雄们，必将忍受常人所难以承受的苦难和屈辱，同时必须具备超常坚韧的意志。他们忍辱负重的精神不只是引人怜悯，更令人敬畏。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还与中国文化中苦难造英雄——即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将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这样一种心态相吻合。使得胯下将军韩信的故事以及其它一些落难才子忍辱求荣的事迹一直能够成为打动人心的故事主题。而忍辱负重的悲剧精神则一直纵贯在中国文化哲学意识中。
五 超越精神
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项羽被刘邦的军队逼至绝境，他唯一爱的女人自尽了，他所有的军队都溃灭了，他的身边只剩下二十八名骑兵。这时，一条小船横在江边，他本可以听从乌江亭长的劝告，上船逃回江东去苟延残喘（或许还可以重振旗鼓，求得东山再起），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以极富悲剧意味的方式承认了天定的悲剧结局——即“天亡我”的现实，却又对“天”的给定发出挑战和怒吼。他用仅存的二十八名骑士重排阵式，再度冲锋，斩将夺旗；他瞠目一叱，让敌兵避易数里。他用目光注视着面前的敌人，不去关心注定是黑暗无望的前途，就在这冲杀的一刻，他成为一个战胜者，成为一个无限荣耀的、通体洋溢着生命活力的斗士，这一刻，他以豪迈的意志、骄傲的尊严和无畏的勇气超越了到来的及未来的悲剧。他对悲剧现实响亮的回答：我承认我必定失败，但绝不输在现在；我只输给无形的“天”，但绝不输给任何面前的敌手。最后，他用自己的手割下了自己的头，他似乎要以此证明：连死都是他自己选择的，他杀了自己，而没有让天或任何外在力量获胜。从某种意义上讲，项羽是一位战胜了一切的斗士，他的精神不死。
《项羽本纪》历来被认为是《史记》中“最精彩的、最炫耀人的文章。”（《司马迁的人格风格》）这篇文章也是最能体现《史记》悲剧精神的篇目之一。项羽所代表的悲剧精神，正是加谬所说的：“要对生活回答‘是’，要对未来回答‘不’”（加谬《西西弗的神话》）——即在绝望中怀有真诚的渴望，在绝对的失败中谋求永恒的奋进，在黯淡的世界里力求使生命富于价值这样一种精神，我们称之为悲剧的超越精神。超越精神“不是叫人逆来顺受、无所作为，而是一种抓住不放斗争到底的精神”（柯列根《悲剧与悲剧精神》转引自陈瘦竹《论悲剧与喜剧精神》）；超越精神又是一种将悲剧感导向崇高感的净化精神，它引导人们从人生的痛苦和失败中拔身出来，正视悲剧并与悲剧相抗衡，从某种意义上战胜和超越悲剧，走向昂扬和振奋。
这种超越精神大多在毁灭和失败中越发得到显露，它是人类保持自己的尊严和高贵的一道坚固的屏障，使人们无论陷入多么卑微的环境都能够始终保持着一股傲气，保证自己永远不被打倒。《史记》中的悲剧英雄，如项羽、李广、伍子胥等人都是那样的高傲和不可战胜。他们决不与任何现实调和、妥协，他们不惜一次次地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也不惜毁灭自己，来表明自己作为人的价值与尊严。由此，他们显示出无所畏惧的勇毅，体现着英雄主义的气概和激情。
当然，上述几种悲剧精神并不是《史记》中有待发掘的悲剧内涵的全部，但它们至少是《史记》所体现的悲剧精神中较为突出的几种，它们分别显示着《史记》中的悲剧人物在对待天、命运、人生、社会以及个体生命等方面所持的观念以及所取的态度。这些悲剧精神由司马迁自身的悲剧观所主导，同时，也是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中人们精神状态的写真。它给充满磨难的人生赋予了崇高的意义，也注定了《史记》一书在人类继续追求真理的旅途中所具有的永远的价值和魅力。
（《文史知识》199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