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县解放后，解放军有一个团驻扎在了谭县，其中解放军团机关就住宿在我们家里，一直到五五年，小时候记得解放军如果饭做的早了，我们几个小孩子往往就先在解放军灶上吃了，等到家里的饭熟了，早已经吃饱了，当时的团长姓向，听说向团长后来去了新疆，是野战部队的军长，因为家里住的是解放军，再则我父亲走南闯北也见识过一些事情，父亲也深深的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救亿万百姓于水火，才能还万千群众真真一个国泰民安，到时候自己经商的路上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害怕土匪抢劫了。所以谭县一解放，父亲就成了积极分子，为政府跑前跑后出钱出力，一九五一年国家号召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美援朝，父亲听说此事，带头自愿捐款3000大洋，也开了谭县之最，并号召宣传谭县各界人士积极捐款以支援抗美援朝，也因为此父亲被政府任命为谭县抗美援朝负责人，也是同一时期，父亲应政府的安排，参加了政府的土改参观团并去内地参观、学习内地土改工作。回来了任谭县土改工作团团长，工作团最早是在校场二姑父家的院房内办公，后迁至校场河滩边的王染房家里办公，因为当时刚刚解放，工作量大，社会不稳定，所以父亲几乎不分白天黑夜，吃住都在办公室。

        父亲是看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希望，所以为了事业正儿八经是废寝忘食。父亲出生在一九一三年的民国初期，前半生亲眼所见了国破家亡，民不聊生和大大小小的军阀没完没了的混战，国家积贫积弱，百姓衣不遮体，父亲深知这些都来之不易，只有共产党才是这个民族和国家唯一的希望，所以父亲拥护共产党，拥护政府及政府的各项政策，积极为政府的各项事业出钱出力。也正是父亲的这些积极表现引起了社会上少数敌对分子和反动势力的不满和仇恨。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农历二月二十七）晚，父亲照常去土改工作团值夜班，按惯例一直是两个人值班，但碰巧的是当天晚上应该来值班的同事请假了，所以当天晚上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单位。当晚，父亲被人暗杀于土改工作团，第二天中午也就是三月二十三日父亲的遗体被抬回家。后来据母亲口述：父亲穿着内衣，脚上穿着袜子，口鼻流血，血一直从口鼻流向一侧的耳根，头顶有一小圆孔，圆孔周围也有血迹外溢。根据这些描述，我的判断是：父亲是在睡着的情况下被人用榔头之类的东西猛击头部而致死的。害死父亲之后坏人还制造了假现场，政府当时的勘验结果是：他们把父亲杀害之后用绳子挂在厕所的门上，以制造上吊自杀的假象，但拙劣的是把父亲没有挂起来，父亲的两腿一直在地上。这也可以佐证：当时可能杀害父亲的人是一个人。

    当时限于刑事侦查手段的落后等种种原因，父亲的案子就成了悬案。我一直怀疑当晚请假的这个人有可能是知情之人或者同案犯，至少是有重大嫌疑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案子就草草的不了了之了。

      父亲去世后政府给父亲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县委书记董鸿杰，县长范怀银以及各机关单位，社会团体，学校医院，社会名流以及县城周围数以万计的普通百姓都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会。当时的地委书记都送了挽联，这副挽联母亲一直保存着，因为父亲去世后政府没有给任何书面材料的认定结论。所以母亲一直保存着地委书记的挽联，至少在识字不多的母亲来说，这是当时自己能想到的最大的官对父亲的认可。也许母亲冥冥中感觉到这个家还要经历更多的狂风暴雨，也许这个东西会有用。

    父亲去世时年仅三十九岁，母亲四十岁，爷爷已过花甲，最小的五哥不满三岁，最小的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父亲去世后的头七—三月初五我出生了。由于父亲刚刚去世，母亲笼罩在巨大的悲痛里，所以我的出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至于三月初五的生日也是我快六十岁时自己从万年历上查的，所以我也一直没有过过一个生日。我出生后母亲整天哭，也顾不上我饿了还是哭了，只是整天抱着我她哭我哭，她哭是因为难过，我哭是因为饿了、渴了或者不舒服。

      从我记事起，就一直肚子疼，经常大便不成形，不拉也疼拉了也疼。后来我想：这很可能是母亲在我出生后因为巨大的悲痛，经常以泪洗面不吃不喝，以致身体虚弱导致奶水不足造成我俾胃虚弱，消化不良肚子疼。

      父亲去世后给母亲留下一大家子人，所有的重担全压在她一个人肩上，上有年迈的爷爷，下有六个未成年的儿子，而且由于以前的人，都不会把钱给自己的老婆管理，所以当时父亲有多少钱，钱在哪里母亲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