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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长安与河北之间》第6章

昭义军作为唐王朝防遏河朔三镇所设立的藩镇，由于其横跨太行山两麓的独特政区规划及重要的战略地位，早已引发不少学者的关注，但总体而言，研究的重点仍集中于辨析昭义军控遏河朔三镇的成效与武宗时平定刘稹之乱这两个议题。对于会昌平叛成功之后晚唐昭义军的变迁，已有学者指出，在唐武宗平定刘稹后，昭义军的节度使改由文官出任，而且多不久任，朝廷控制得到强化；但另一方面，镇内动荡不安，多次发生骄兵逐杀节帅事件，与前期的稳定形成鲜明对比。

志主李裔虽不见于载籍，但家世显赫，出身宗室大郑王房，其父李福大和中进士及第，累历方镇，位至使相。李福兄李石更为当时名相，兄弟两人皆位极人臣，子孙荣显，门第清贵，为时人所称羡。

尽管离开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高湜在昭义任上的前三年也算是过得风平浪静，直至乾符四年二月不意发生了刘广之乱，高湜遭乱兵驱逐，刘广自立为留后。

会昌三年（844），武宗与李德裕君臣同心，力排众议，断然拒绝刘稹袭位的请求，协调各怀顾望的藩镇军队，经过一年多的苦战，平定昭义，改变刘悟、刘从谏、刘稹三代据有泽潞的局面，成功遏制了昭义军“河朔化”的倾向。

制书将刘氏主政下的昭义军队分为昭义旧有将士与刘氏父子自郓州任上携来及新募亲军两类，后一类无疑是刘稹腹心所寄。因此对于这两类人，唐廷的招抚策略并不一致，对昭义旧军将士或希望他们“以州郡兵众归降”，或诱之以利，“擒送刘稹者，别授土地”。对后一类人，一方面肯定其与刘氏家族有类于田横及其义附的关系，但强调“岂尝违拒汉使，留止田横；唯慕殉以成仁，不相挺而作乱”，劝诱他们“如能感喻刘稹束身归朝，必当待之如初，特与洗雪；尔等旧校，亦并甄酬”。可知这些亲军与刘氏家族联系紧密，具有相当强的依附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基于“义”的结合。其中“郓州旧将校子孙”本是刘悟携来昭义的亲军，世代效忠刘氏。

晚唐昭义军虽未再出现如刘氏父子那样割据自立的现象，但朝廷选任的文臣节帅往往难以弹压镇内的骄兵悍将，因此出现了藩镇内部频繁发生兵变的新特征。

肩负重任的卢钧入潞之后，处置不可谓不谨慎，特别是李德裕计划进一步株连刘氏党羽时，“卢钧疑其枉滥，奏请宽之”[ 85]，虽未获从，但表达出新任节帅宽厚的政治姿态，以安反侧。孰料未满一年，当朝廷计划征发昭义步骑二千戍振武时，“潞卒素骄，惮于远戍，乘醉，回旗入城，闭门大噪，钧奔潞城以避之”，揭开了之后昭义兵乱频繁发生的序幕，卢钧被寄予厚望的昭义节度使生涯刚刚开始便宣告结束，召还朝廷，“拜户部侍郎、判度支”，而高湜的被逐不过是这一系列反复上演戏码中的一幕。

刘广之乱并不能被视为昭义军中刘稹余部或亲刘稹势力的一次起事，参与其事者大都与刘广本人一样，与刘稹并无直接瓜葛。这证明了刘稹这一政治符号在刘氏昭义覆亡三十余年后仍颇具煽动性，足以引起将士的共鸣，激发变乱。这无疑暗示了在会昌伐叛取得胜利之后，唐廷对昭义的统治远称不上成功。

唐廷的清洗并无力真正改变昭义的军队构成，昭义镇内的兵士失去了强悍有力的节帅约束后，反倒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当然这些骄兵悍将实际上并无如刘氏那样割据自立的野心，频频起事，驱逐节帅，所欲满足者不过是自身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要求。这种在中晚唐各藩镇内部爆发频度越来越高的低烈度动乱，不妨命名为“经济性骚乱”，这与中唐时代，河朔藩镇围绕着自立地位这一明确政治目标与朝廷发生的连年战争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或许可称为“政治性反叛”。刘广之乱虽以刘稹之族为号召，但与刘氏昭义仿效河朔割据、试图子孙相袭不同，本质上仍是一场“经济性骚乱”。“

是否出兵袭扰邻镇作为区隔“经济性骚乱”与“政治性反叛”的界限，则成为事态是否会进一步激化的关键。

元和中兴之后，在唐廷与藩镇公认的政治默契中，除允许河朔藩镇自相承袭外，其他藩镇再欲效仿河朔故事，追求自立而发动“政治性反叛”已不再有获得赦宥的机会，这也是李德裕在会昌之役中获得河朔藩镇出兵协助平叛的依据所在。由此可见，刘广一旦出兵河阳，其性质就从“经济性骚乱”转变为“政治性反叛”，前者尚能为唐廷所含容，后者则被视为叛逆。因此李裔所主张的“恭顺以俟朝旨”，虽然使刘广放弃在军事上获取主动的机会，但更符合当时普遍公认的政治逻辑。

会昌伐叛后，李德裕主导的善后处置虽未能改变昭义军的构造，但有力地削弱了昭义的军将阶层，更重要的是，之后的昭义节帅由朝廷派出的文臣担任，流动的节帅与本地化的军人之间的隔膜显而易见，改变了节帅与军将间具有密切私人纽带的传统。同时镇内军将再无可能出任本镇节帅，上升空间遭到封闭。

“政治性反叛”追求藩镇割据自立、节帅之位的不受代乃至自相承袭，拥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强藩间合纵连横，甚至不惜主动挑起与唐廷的战争，具有外向型的特征，以唐德宗时“四王二帝”连兵最为典型。这一类叛乱，基本上发生在代宗、德宗、宪宗三朝。至长庆初，以唐廷承认“河朔故事”为前提，朝廷与河朔藩镇建立新的政治默契后，双方关系长期保持稳定，甚至随着河朔藩镇的骄兵化，新任节帅往往需要唐廷的承认以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对于唐廷的态度较之以往反而愈加恭顺。

“经济性骚乱”虽然是分散而偶发的事件，频率在晚唐日渐提高，反映藩镇将士自利性的诉求，一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范围则集中于本镇之内，基本的骚乱形式是驱逐原节度使，拥立新帅，并不直接挑战唐廷的权威。

在唐廷与藩镇实力达成平衡的中晚唐时代，各镇普遍的“骄兵化”削弱更多的是藩镇本身，而非唐廷。对于唐廷而言，因骄兵引发的经济性骚动，由于缺乏政治目标，不过是疥癣之疾。另一方面，由于节帅不得不将精力更多地花在安抚或弹压镇内骄兵，无力外向，中唐之后，藩镇对于唐廷的挑战与威胁反而呈下降趋势。在此情况下，唐廷得以根据对藩镇内部形势的判断，从容地处置经济性骚乱，手段较为灵活，有时亦含容从之，承认乱军拥立的新帅，以换取节帅对于朝廷更为恭顺的态度。

晚唐，各藩镇包括河朔三镇在内或多或少都发生了“骄兵化”的过程，节帅受困于骄兵跋扈，自顾无暇，根本无力挑战唐廷的权威，唐廷与藩镇的关系反而变得稳定，而失去了“敌人”的昭义军，不再具有“故欲变山东之俗，先在择昭义之帅”[ 164] 的关键地位，可以由不知兵的文臣来充任了。到了唐末天下大乱，朝廷任命的文臣节帅被驱逐，昭义本地的将领再次浮出水面，代高浔自立为昭义节度使的孟方立系“邢州平乡人也，少以勇力隶于本军为裨将”。孟方立将昭义治所移至家乡所在的邢州，“始拜坟墓于乡里，诣县令里所，陈桑梓之敬”，颇有治声。但此时的昭义，由于地当朱温与李克用两大势力互相攻伐的孔道，早已不可能置身事外，于是依附朱温的孟方立与占据泽潞两州的李克修，隔着太行山脉将昭义分裂成两镇，同时也最终结束了昭义防御河朔藩镇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