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先生说母亲是晚年富贵之人，能活到八十三岁，母亲却在她五十二岁这一年失踪了，无声无息。
母亲和人断了联系大约一百一十个小时之后，才被记起。
这联系还是因为她的小女儿幺儿要参加人生中的第一次马拉松，迫不及待地想要和她分享。
电话那头却一直是“嘟嘟”的声音，再无其他。再打，依然是冷漠而又漫长的“嘟嘟”声。
这时天色已经很晚了，母亲平时的这个时候早已睡了，大约是已经睡了吧，明天一早比赛完再打也不迟。小女儿又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明天我要参加马拉松了。”小女儿颇有些自豪。“马拉松，那明天要跑步吗？”父亲却在那头文不对题地问。“我又不是志愿者，是参赛人员，自然是要跑的。”“哦，你是志愿者，那就不用跑了？”父亲依然在电话那头不解地问。“跟你沟通还真是困难，连一个复杂点的句型都不能使用。”幺儿有些生气，但依然假装是在开着玩笑，故意地笑，笑地大声，仿佛故意要昭告别人她和父亲一起说了多么有趣的笑话。但是，对话毕竟很难继续进行下去了，幺儿便用孝顺女儿会说的“注意身体”来结尾。这句话却因为用得太过频繁，而失去了其本来醇厚深情的味道，变得有些干瘪，幺儿说出口的那一刻，嘴里一阵干涩，随着“嘟嘟”的声音结尾，幺儿赶紧喝了一大口水，咕噜咕噜，水声在喉头打了个转儿，便流进了身体深处。幺儿往脸上抹满了洗面奶，扯着笑脸，将刚刚的对话告诉了正在镜子前刷牙的室友，自然是隐藏了火气的，仿佛这是一件极有趣的事。白色的牙膏泡泡在室友的嘴边围了一圈又一圈，仿佛她也笑地开怀，幺儿看见镜子里的自己却很严肃，正盯着自己，突然觉得有些没趣，便走开了，和母亲没打通的电话这件事情却也正好被抛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幺儿便和室友一起来到了马拉松比赛集合点。老太太们和老头子们都套着淡黄色的背心，肚子那别着一张白色的号码牌，一群一群的笑闹，比着剪刀手，大声喊着“耶”，声音少了几分老年人的沉闷，多了几分青葱。一个年轻的妈妈正在背起一个小女孩，两人眉目干净，笑容清浅如水，幺儿盯着她们看了很久。配乐是刘欢的《好汉歌》，“说走咱就走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这热闹仿佛是所有人的，如潮水，淹没了在场所有的人。
马拉松里程不长，除了一小段马路，有很长一段路是在湖边。湖边水色迷蒙，除了那些绿的晃眼的草树，艳丽的花朵，这一切都如水墨画，淡淡的。那一刻，幺儿生出一种幸福的错觉。
比赛完以后，大汗淋漓，幺儿拿到了一块铜色的纪念牌，室友赶紧拍了一张，幺儿也拿着对着阳光和树叶拍了一张，和室友一起自拍，修图，构思如何发朋友圈，怎样向别人展示这平凡生活中的一点小浪花。
回来之后，幺儿又迫不及待地给母亲打电话，依然是“嘟嘟”声，显示没有人接。一次电话有九声“嘟嘟”，然后系统便会自动挂机，再连续听了四十五声之后，幺儿有些疑惑，但依然没有多想。到了晚上，幺儿又连续打了五个电话，没有人接。幺儿开始慌了，发疯似的又打了几遍，依然没有人接。幺儿又给父亲打电话，父亲正睡得迷迷糊糊，像含着满满的水，“有什么可担心的，她的事情我管不了，也懒得管！”幺儿听了生气，但室友都在，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气呼呼地挂了电话，给姐姐发了个消息。“你多久没跟老妈联系了？”“一个星期。”“我也是，最近挺忙的，所以没跟她联系。”“联系不上了。”姐姐发来一个惊恐的表情，看得出她的担心。过了一会儿，幺儿再给母亲打电话，便是一个柔美的女声“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幺儿有些高兴，跟姐姐一说，才发现是两人同时打电话占线了。这个时候，惊恐已经慢慢的变成一个漩涡，越转越快，越转越快。“别担心，没事的。”手机屏幕上出现绿色的对话框，姐姐发来的文字像一条条蝌蚪，甩着短短的尾巴，脆弱而又扭曲。“嗯，没事的。”幺儿匆匆打下这一行字，便关了手机。
母亲平日里老实巴交的，在外从不跟人吵架，应该没事的。
母亲总是勤勤恳恳的，做事也不会偷懒，应该没事的。
母亲一直都很节俭，应该也不会找人借钱，应该没事的。
母亲平时走路风风火火，过马路有点不遵守交通规则，但是也总是一群人过马路，应该没事的。
母亲喜欢晚上出去散步，但也不会走多远，应该没事的。
……
那个炎热的夏天，算命先生握着母亲的手说，你能活到八十三岁，眼神笃定，一定会灵验的。母亲现在才五十二岁，还有三十多年，母亲一定没事。
幺儿想尽了一切的意外，都觉得不可能。但是，母亲失踪了，或者说是消失在他们生活中整整120个小时了，母亲去哪了？
幺儿想累了，想到明天还要上班，闭上眼睛，不一会便睡了。
奇怪的是，这一夜睡得出奇地好，仿佛整个生活被烙成了一块饼，带着淡淡的香。
闹钟还没响起，幺儿便醒了，床帘拉的紧紧的，眼前的一切都是黑的，看不见外面的一切，柔软的晨风带着一丝湿气，这一刻，幺儿
仿佛又回到了待在母体中的婴儿时期。
幺儿有一个秘密，没有向任何人说过，那就是，幺儿记得从小到大所有的事情，包括她在母体时期感受到的外界的一切。也正因如此，她对母亲有一种特殊的亲密，那是一段通过母亲脐带看着自己一点点膨胀起来的相依为命的时光。
这根脐带，输送的不只是那一点稀薄的营养，还有那个女人所吞噎下的一切苦水。
二十年前，母亲还很年轻，强壮，温婉，每天都用自己的双手在那片贫瘠秀丽的乡村里扒拉着大米，花生，黄豆，芝麻……扒拉着生存所需要的一切成本。这个时候，父亲在哪里呢？父亲这个位置似乎总是缺席的。他很早就离开了那个贫瘠的乡村，只是偶尔回来，带回来薄薄的一叠纸币。这个时候，家里的生活水平会急剧上升，平时不舍得买的鱼，肉，这个时候几乎顿顿装满那有限的几个小碗。吃完了，父亲便往床上一躺，什么都不管，待到日头下去，热气散尽，再来一顿丰盛的晚饭，吃完了，便出门吆五喝六的打麻将，半夜都不回来。母亲曾带着幺儿踏着微凉的星月倒影，去找父亲回家，昏黄灯光下，父亲粗大的手灵活的摆弄着麻将，打下一张圆饼，对桌的志叔高兴的喊了一声“胡了”。父亲刚刚还圆鼓鼓的脸像水分一下子被蒸干一般，一下子瘪了下去，满脸颓丧，高喝一声:“再来，我就不信今天火气会这么差！”
志叔平时是乡里欺负母亲的头一个人物。每次，母亲牵着牛去池塘给牛洗澡，志叔便骂骂咧咧。前几天，还因为给农田灌水的事情，和志叔吵了一架，父亲回来，母亲向父亲诉说，父亲却说母亲小心眼，仿佛他便是天下第一等善人。
况且，这志叔打麻将也不是一个爽快人，母亲最是不喜。
看见志叔，母亲脸色更差了。“这么晚了，回去！”语气有些冲，志叔便有些添油加醋，冲着父亲，“你还怕老婆呀。”父亲最是好面子，听了这话，直接冲母亲吼了一句“滚回去。”母亲也一直秉承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默默地带着幺儿回家去了。回家之后，幺儿听见母亲将那只红木箱子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一声接一声的叹气。父亲早上回来的，带着一身的冷气，脸色很有些差，母亲这时又多数落了几句。父亲便一把把母亲摔在了地上，房间很狭小，母亲的头一下子撞在了那个陪嫁的红木箱子上，母亲的血染在了上面，箱子的一角一下子变黑了，仿佛某种隐喻。母亲这时候仿佛发疯了一般，一把抓住父亲的胳膊，狠狠地咬了一口，父亲一把扯住母亲的头发，一下子扯掉了一把，两个人都疼地哇哇直叫，姐姐哭了，一下子冲过去，幺儿只能蜷缩着感受着外面激烈的碰撞。家里乱成了一团，门外的爷爷却只是站在门口说着风凉话。这是母亲第一次反抗，所以幺儿记得格外清楚。
从那以后，幺儿便再没看见过母亲好好地坐在镜子旁擦雪花膏，慢慢地梳理着长长的辫子，走路总是风风火火。因此，幺儿一出生，看到的便是一个短头发的整天愤怒着的母亲。但幺儿从来没有讨厌过母亲。幺儿小时候对母亲最深刻的记忆便是母亲手里的棒槌。母亲曾经提着棒槌满村子里地追着幺儿打，曾经握着棒槌和欺负我们家的人吵架，曾经抄起棒槌和爷爷对峙！
母亲是痛苦的，母亲又是快乐的。
提起母亲的勤快，乡里的人没有不竖大拇指的。每年，母亲都披星戴月紧赶慢赶地把家里的秧苗栽完，然后便带着一帮人外出帮人插秧。那个时候的母亲穿着白底蓝花的衬衫，黑色宽松的裤子，脚上套上一双红色的胶靴子，手上握着一把短小粗壮的秧苗，一直保持着弯腰的姿势，是对这富饶土地的臣服。每到傍晚，当太阳蛋黄似的落到田里的时候，母亲才会扶着腰直起来，慢慢地揉着，揉着，在暮色中看着满田的碧绿中染着的秧苗，然后，喊喊散落在周围的插秧人，手一挥，笑着喊一声“收工”，那笑声是荷叶上的水珠子，透着点碧绿，让每个人的神经都熨帖开来，像一个女王。
直到现在，母亲回忆起那时，都是自豪地，整个人闪闪发光，“我带着一帮人一大早就在那早点摊上一坐，人家老板就赶紧过来了，我给她带去的可是一大笔生意呀！”，她说。
但是一切都过去了，幺儿的家里早已经不用种田，幺儿的母亲也进城打工了。进城以后，她反而有些无所适从，而在城里呆了很多年的父亲这个时候便显现出自己的优势了，他时常在饭桌上，砸吧着小酒，就一颗花生米，摇头晃脑，“那儿，哦，我不知道有多熟，说了你也不知道。”“你能干嘛，你是文盲。”有意无意地侃笑在昏黄的灯光下总是显得发腻，母亲每到这个时候便声音尖锐，像一头发怒的猫，“你有文化，咋没见你当个官儿，发个财？”“要不是因为你，我会成这样？”接下来就是无休无止的抱怨，看向父亲的眼神也带着怨恨。那个闭塞的乡村不仅扣留了她的青春，也将她狠狠地拽向了时代的末尾，更将那些年的一切刻成了一盘卡带，母亲更是成了一个暗色的复读机，咖啡色的带子随时都可能“刺啦刺啦”转个不停。
父亲也老了，他的脾气倒是好了很多，但他们几十年的摩擦早已经将彼此磨得血肉模糊。
是的，母亲不识字。
母亲也老了，和岁月一起劈头盖脸砸来的还有腰部无尽的伤痛。这样的母亲，本该什么都不做，但这样的家庭，母亲又只能什么都做。
她每天大街小巷地走，每看到一张招聘广告，都要停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小声地念出来。甚至是明显贴了很久，纸都发黄了的，都要认真地看一下。
她也会去那些只有中年妇女去的劳动市场，寻着一个角落，等。等着有需要的人过来找。
母亲去过很多次，也会跟我讲起她在那的时光，我能想象到那的凌乱，吵闹，各地的方言都从同样老的女人嘴里蹦出来，空气里是各种刺鼻的香味，没有被遮盖住的汗味不时也要出来露露脸。满地的水渍让地上看起来总是黑乎乎的一片，还有随处可见的塑料袋，瓶子。
母亲去过那很多次，每次都是对上一家雇主不满意就去那。
母亲的这一家雇主就是在那里寻到的。
母亲听说是去照顾一个九十岁的老太太起先还有点犹豫。保姆这个行业在母亲眼里似乎不怎么体面。而老太太年纪又太大，雇主说“包吃住。”母亲看了看已经落下的太阳，和周围没找到工作女人的艳羡，还是应承了。
母亲便是在这里工作一个月后和我们没了联系的。
起初，给母亲打电话，母亲总是欢欢喜喜的，“喂，幺儿啊，妈想你。”
母亲说老太太身子骨硬朗，耳朵灵，眼神儿也好使，关键是干净。年轻时是做大生意的，什么都看的开，在这很轻松。
慢慢地，电话就少了，幺儿给她打电话时便经常打不通了，她也不再说工作的事情，问到时，有些支支吾吾，说蛮好蛮好。有时候很快地挂断电话说，我们再联系吧。最后一次通话时，母亲很沉默，说了句:“我想辞了。”幺儿当时顺口接了句:“那就辞呗。”然后便挂了。
幺儿每次回想着这些细小的变化，心都凉一截。
莫不是和老太太起了争执，莫不是出门走丢了？
难道，是母亲突然发了精神疾病？姐姐很早就跟幺儿谈过这个问题，她们都觉得母亲的精神病发作是迟早的问题。
幺儿想打电话给母亲的朋友，可是连母亲那几个有限朋友的联系方式都不知道。
母亲会去哪儿？母亲常去哪儿？这些问题姐姐和父亲都回答不上来。幺儿突然发现，母亲硬生生地成了一个显眼的隐形人。
在母亲失踪120小时后，幺儿发现母亲的大半辈子像一块拼图，坑坑洼洼，沟壑纵横。母亲的现在这一块拼图却怎么也找不到，始终无法拼出一个完整的母亲。
幺儿发疯似的只得拼命按着电话，电话里却只有无疾而终的嘟嘟声……幺儿又安慰自己，没事的，没事的，自己和母亲是一体的，现在并没有感到心口绞痛，母亲还很平安。
姐姐，姐夫，父亲，三个人都在商议报警的事情，都想好了印发寻人启事。姐姐问:“你有母亲的照片吗？”“没有。”幺儿想起每次要跟母亲拍照时，母亲闪躲的样子。与此同时，母亲的相貌仿佛迅速从幺儿的脑袋里褪色，变淡……
“嘟嘟”，姐姐的电话打过来了，“母亲找到了。”姐姐的声音重新变得干净，像刚下过雨的天空。
母亲终于接电话了，是姐夫打通的。给母亲新买的智能手机不知道怎么被调成了静音模式，而买的手机，原装的膜都没有被撕掉。我们打了那么多电话，没一个接通的，有时甚至看见了未接来电，母亲竟也懒得管它。
姐姐说，他们是在一条巷子里和母亲见面的，母亲听着我们的焦急，只是笑了笑，很淡，又带着点得意，仿佛孩子做了很了不起的恶作剧。
姐姐给母亲买了牛奶，饼干，一大袋花花绿绿的水果，认真的教母亲使用手机。
母亲学着学着，突然抬起头，对着父亲说，“好了，这下子又让你知道我在哪了，我过段时间还要换地方的。让你们再找不到我”，大家都愣了，便没再说话。
那个下午是那么的炎热又漫长，食物腐烂的味道弥漫了整个巷子，仿佛又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在悄悄地变质。
母亲失踪一百三十二小时之后，幺儿仿佛找到了那块失落的拼图，却不忍心再拼下去了。
下一次见面，幺儿的第一句话大概是:“来，看镜头，笑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