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雍正皇帝的性格是“喜怒不定”的。他继位之后，却对年羹尧关怀备至，在他的奏折中经常出现诸如“尔出力效忠，朕实不忍。并无他言，祈上天佑尔”之类的朱批字样。
雍正元年，罗卜藏丹津秦王因为不满权力被剥削而叛乱。雍正帝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前往征讨，结果清军仅用十五日便彻底击溃了叛军。
年羹尧因此一役进爵一等公，地位烜赫一时。察西北战事前后年羹尧与雍正帝的来往奏折中，更是充满了兴奋乃至肉麻的字句。
然而，这仅仅是表面现象而已。到了雍正五年，雍正皇帝便在谕旨中说：“平定青海，实系岳钟琪之功，年羹尧不过坐镇指挥而已”。
作为皇帝任命的大将军，平定西北首功当属年羹尧，但仅仅两三年过去，雍正却将岳钟琪置于首位，其过河拆桥之心性可见一斑。
当然，此事之转变，不应仅仅归罪于雍正皇帝的性格。年羹尧的确是有功劳，但与此同时，他的贪婪也是一贯的。他早就开始利用自己巡抚、总督之职权侵蚀军需。
如在青海平定战争期间，总兵黄喜林奉命将所得金佛、珠宝、金银、狐皮、绸缎等装了四十余车，交给了年羹尧的管家魏之耀。
此后，年羹尧聚集起巨大的财富。应该说，像他这样贪婪的大员，在康熙、乾隆执政时期比比皆是，只不过康熙和乾隆都是睁一眼闭一眼的皇帝。
然而，雍正帝既不“承前”亦不“启后”，他继位之后就开始大力整顿吏治、惩办贪污之徒。仅从内政方面来看，笔者认为雍正是历代帝王之典范。
遗憾又可恨的是，年羹尧对自己主子的思想和作风颇为了解，却仍然肆无忌惮。因此，只能说他是恃功骄纵、利令智昏了。
从雍正二年春季起，随着功高爵显，年羹尧的野心也急剧膨胀。当时，朝廷权贵都很迷信星象、占卜、算命。因此在康熙后期和雍正初年，常有一些道士、喇嘛、算命先生出入有政治野心的王公贵族府中，他们推波助澜，制造出一起又一起危害皇朝稳定的政治事件。
年羹尧也不例外，他豢养着静一道人曹涛安和术士邹鲁，他们找到一条“图谶碑记”，其中的内容大意是说年羹尧应当承运为帝，岁在丙午，正宜起手。年羹尧竟然对此深信不疑。
然而，事实与此正相反。对雍正皇帝来说，年羹尧的问题是他必须着手解决的。不仅因为年羹尧有很大的政治野心，还在于他拥有不可小觑的军事实力。
因此，为了对付年羹尧，雍正帝做了两件事。
一方面他用公开的谕旨造“舆论”，目的是向全国传达一个信息——年羹尧已经失宠，风向变了。另一方面，雍正通过给大臣的密折朱批，向他们提前“打招呼”。
做好了准备，只待机会的到来。事实上，年羹尧在雍正三年就被免去了大将军，被解除了兵权。紧接着，没有反抗能力的年羹尧，又犯了一个文字错误，为雍正提供了整治他的借口。
所以说，年羹尧被处死，可谓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他从功臣到罪人，不仅仅是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即便他没有了兵权，因为他的“恃功骄纵”，雍正依然会处理掉他，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差别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