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朋友圈，偶尔看到一张图片，扑哧一笑的同时，忍不住想：做个猪一样的人，也挺好。
我知道，我这样说，肯定会被人喷。
绝大多数理想的人生，当然不是一只猪。
比如最近因为《中国诗词大会》，朋友圈刷爆了董卿，也有无数的家长蜂拥着围观董卿的成长方式。
比如，董爸爸从小就不喜欢董卿多照镜子，理由是：“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你每天花在照镜子的时间还不如多看书”；比如，稍能识字，董爸爸就让她每天抄成语、古诗，大声朗读和背诵。再比如，天还没亮，董卿就被爸爸一把从被窝里拽起来，到家门口去跑步……
正所谓：“棍棒底下出孝子”。在残酷的竞争世界里，董爸爸近乎“虐待”的培养方式，确确实实给了董卿深厚的文化积淀，也让她养成了自律的良好习惯，一步步成长为今天的央视一姐。
与董卿一样，从小接受严苛教育的还有一位，是郎朗。2年前，在黄龙体育馆，我曾亲眼见证郎朗的演奏。他灵活的手指、沉醉的表情、精准的演奏，确确实实非常打动人。他的钢琴是怎么练成的呢? 有一天，郎朗到舅妈家做客，正和其他几个孩子玩得开心，爸爸突然对郎朗说：“不行，你得练琴了！”舅妈为难地说：“哎，我哪儿有琴啊？”爸爸说：“就让郎朗在地板上练习指法吧。”于是，郎朗就在地板上敲了起来。再有一次，郎朗练钢琴实在太苦闷了，于是打电话给爸爸，结果老爸的回答居然是：“给你三个选择，第一是回沈阳，第二是跳楼，第三是吃药”。一个亲生老爸，可以狠心到叫自己的孩子“跳楼”，想想滋味就很酸爽。
芭蕾舞皇后谭元元，旧金山芭蕾舞团首席演员。不久前在北京卫视表演了《遥不可及的爱》，讲述的是三毛与荷西的故事。这段舞蹈是那样摄人心魄，以至于华少长大了嘴巴，朱丹直言“摄人心魄”。但只有陈道明，他在夸奖舞蹈流畅动人的同时，却忽然关心地问：“你生活当中乐趣多吗？”
是啊，你生活中乐趣多吗？
董卿说，“那时候学生出早操，我一个人在400米的跑道上跑步，感觉特傻，整个学校的同学老师好像都看着你，像阿甘一样。”
郎朗说：“等到开始吃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令我讨厌的世界，但我不想吃药，然后我就拿着药扔向我爸，说你吃吧，我才不吃呢。然后我爸开始打我，我也头一次反抗，然后我开始骂钢琴骂北京，把所有不高兴的事情都骂出来。”
谭元元答非所谓：“如果说要去旅游的话，就是有一点比较麻烦，每到一个地我就要去找练功房。”
一个觉得自己傻，一个郁闷的想反抗，一个连问乐趣，都告诉你自己找地方练舞蹈的麻烦。看似风光的成功背后，是无数不为人知的辛酸。这样的成功方式，真的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吗？
这世界上也许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学生被父母压迫着学这学那，可是只有一个成为了董卿，一个成为了郎朗，一个成为了谭元元。其他的无数的董卿、无数的郎朗、无数的谭元元，都成了“众星拱月”。试想一下，如果郎朗不是选择了“吃药”，而是选择了“跳楼”，这样的结果，还会是郎朗爸爸想要的吗？
再想想自己的成长方式，我们虽然没有成长为社会精英，可是至少在我们的童年里，有过风筝，有过跳绳，有过搭积木，有过无数的小伙伴。我们一起去河边抓螃蟹，去山里挖竹笋，去操场玩“追人”。今天放心吃油炸鸡，明天放心吃牛肉，后天放心吃龙虾……该吃吃该喝喝，下了课还可以回家看电视连续剧，一样没落下。虽然一不小心做了“一只猪”，可是这社会总有人脱颖而出，总有人要坐在路边鼓掌。
相比于董卿、郎朗和谭元元们，我倒是更欣赏这次在《中国诗词大会》上同样备受瞩目的陈更。她虽然没有最终取得总冠军，但是她对诗歌的爱，完全是出于个人兴趣。
要说“童子功”，抱歉，陈更说：“说来惭愧，我的诗词启蒙发生在21岁。”
作为一名工科在读博士，她的主业是待在实验室里，研究“解决让穿戴式机器人穿在人身上，怎样能更舒服更省力的问题”。可是，当她开始阅读诗歌，她就情不自禁被诗歌吸引，连本来看起来无比简陋的纸杯，因为上面有“绿槐夹道集昏鸦，敕使传宣坐赐茶。归到玉堂清不寐，月钩初上紫薇花”（南宋周必大《入直》）这几句诗，陈更都觉得喝茶有了趣味。
她对诗歌的爱，不是出于任何功利的目的，也不是有人逼着她非要这么做，也不是要以这个谋生，纯粹是出于内心深处的一种欣赏和喜爱。
所以，当有人问起她为什么不去中文系时，陈更说：“诗词是我的业余爱好，我不会将它当做谋生的手段。张晓风说， 享受生命,使我感到自己的幸运；忍受生命，使我了解自己的韧度，两者皆令我喜悦不尽。深读诗词让我的生命更宽广厚重，能更耐心、更坚忍地面对艰深曲折的科研工作。”
你看，爱一样东西，为什么非要把它变成“恨”呢？我爱便爱了。就像我爱看演出，好吧，工作再忙，也便去了；我爱写点文字，夜再深，写便写了；我爱出去玩，再穷，去便去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很放松，也很快乐，这就够了。你问我意义，问我理由，问我目的，需要吗？对不起，不需要。
就像这个小朋友，他像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就这点爱好，“吃喝拉尿玩”，多好。如果有一天，你吃也吃不好，喝也喝不好，拉也拉不出，尿也尿不了，玩也玩不了，那才是真糟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