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教育把历史人物都脸谱化，展示给我们一张张死寂扁平的面孔，似乎每个历史人物一辈子就一个形象，只负责做一件事，只有一种心情，保持一种状态一样。例如谈起陶渊明，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然脱俗的隐士形象吧。似乎他一辈子都在当隐士，只种田喝酒采菊看山，永远都是悠然自得的心情，超然洒脱的状态。如果真是这样，那陶渊明不就成了一尊机械木偶，没有了身为人的各种感觉，没有了与人相处的各种情感了。历史人物不是木偶，陶渊明自然也不是。他是有血有肉的人，有着多姿多彩的生活阅历，丰富饱满的情感体悟，在升沉荣辱中壮大了他的内心，炼就出影响一生的人格品质。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陶渊明也不是一天练成的。所以在欣赏陶渊明诗文时，首先有必要对他的生平和时代背景整理一番，一一对应入他的诗文中，探索他的心路历程，精神熔铸，灵魂锻造，才能更好的感悟他诗文的深沉魅力和浑厚气质。
关于陶渊明的生平，有几处关键处，应该特别注意。第一是他的生卒年，第二是人生中的几件重要事件，第三是他的几处住处。
陶渊明的卒年是确定，为公元427年，元嘉四年，但其生年一千多年来争论不休，有五十二岁说、五十六岁说，六十三岁说，七十六岁说等。现在多数持六十三岁说。为何如此看重年岁呢？诗歌文章皆是人有感而发作的，其中所表达的思想及感情，跟人的年龄关系紧密。二十岁时的经历、感情、思想和心境和三十岁的、四十岁的、六十岁的是天壤之别的，所写作的诗文内涵和情感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就学术认可度而言，逯钦立先生是陶诗的研究专家，总结归纳了前人的看法，认为陶渊明活六十三岁，论证不无道理，就权且以他的研究成果为准，来当作陶渊明诗文欣赏的标尺吧。就个人情感而言，我是敬佩陶渊明的，所以不希望他活得太短命，但他的晚年生活特别艰苦，所以也不想让他受苦太多，所以也折中认定了六十三岁一说。
根据逯钦立先生的《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列出陶渊明一生中的重要经历如下：
八岁丧父；
二十九岁初仕，没几天就不干，说出千古名言（其实是误解）“不为五斗米折腰”；
三十岁丧妻；
三十五岁出仕桓玄（后篡晋失败）；
三十八岁丧母；
四十岁仕于刘裕（后篡晋成立宋朝）；
四十一岁八月弃官归田；
四十四岁房子被火烧光；
四十九岁被召不就；
五十岁还归上京栗里故居；
五十二岁与颜延之比邻而居；
五十四岁被召不就；
五十六岁刘裕称帝，更名“潜”；
六十三岁卒。
根据陶渊明的事迹，是有挺多可讨论的。
第一，陶公幼年丧父，二十岁家道中落，可想而知他的青少年生活并不清闲。他二十九岁才初仕，在当时是相当晚的，那么他这二十九岁前在做什么，历史基本没记录，但读书，结婚，生子是确定的，而种田应该是没有或少之甚少，这可以从他后来的经历和诗文中看出。后来王凝之赏识他，召他做官，他却傲娇了一把，看不起王凝之，喊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话，弃官而去。历代不明就里的把这事歌颂了一千多年。事实上，五斗米是指五斗米道，陶公看不惯身为五斗米道徒的王凝之而离开的。从另一方面讲，或许他真的不热衷功业吧。
第二，他一生中做官就短短六年，但这中间却给人很多疑问，首先他所仕宦的两任上司均是野心家，而且均做了篡僭之事。其次是他居然未受到政治牵连，全身而退。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文人依附权臣，权臣行篡僭之事时有发生，而此中人物皆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如建安七子、陆机、潘安等莫不如此。而陶渊明却能安然度过桓玄之乱，还仕于刘裕，最后归隐，成就了古今第一隐逸之宗，为后代推崇。或许有人认为他官微位卑，无足轻重，但我更相信他仕宦的六年中必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度过的。此中蹊跷，虽后人未细加探究，但这六年中陶公或许经历了后人不得而知，却令他坚决不再出仕，死心塌地归园田居的事犹未可知。我确信人会改变，会做重大决定，会绝意某事，必定经历过刻骨铭心的事。
第三，他的诗文分别创作于以下三处住所：
其一，约二十九岁至四十二岁及五十岁后所住的上京栗里；
其二，约四十二岁至四十七岁所住的古田舍（园田居，四十四岁时遭遇火灾）；
其三，约四十七岁至五十岁所住的南里。
这三个地方，与陶公一生的遭遇、精神变化，人格修养，诗文思想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他绝意归隐后，一场大火把身价都烧得精光，这即使对他精神上没受太大打击，但对他以后的生活质量影响也很大，增加了更多的艰难折磨，这时的作品同样是一种心境抒发）。因为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居住，会遇到不同层次的人，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和自身的生活质量等时刻在影响和锻造自己的精神和境界。另外，不同时期不同处境所作诗文，其思想和情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后人鉴赏诗文，完全抛开作者的生平，张冠李戴，胡乱拼凑，再加上现代视角去看待古代事物来得出结论，那是对作者最不敬，冤屈古人，对自己的修养也是不利。例如拿作者年轻时候写的诗文来概括他晚年的思想，或颠倒过来，难道能使人信服吗？
第四，陶公与颜延之（宋朝山水诗三大家之一）比邻而居，其中应有谈诗论文，把酒言欢，桑麻荷锄吧。不过本人暂未搜索资料佐证，故不胡乱猜测，留待以后了解。
最后再说说陶公的诗文在当时的地位。
《诗品·序》：“爰及江表，微波（指玄言诗）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文心雕龙·明诗篇》：“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根据以上两段记载可知，在东晋到刘宋朝，诗歌的主流先是玄言诗，后是山水诗。文学群体主导在上层贵族和依附的文士，绮毂纷披，迤逦繁缛是当时的文风时尚。身处当时文学潮流的陶公有三个不幸。第一，身份低微，进不到主流文艺圈中；第二，诗文风格冲淡自然，与潮流相悖；第三，陶公生于东晋中期，卒于宋初，一生从头到尾完全被主流淹没，几乎不被关注。钟嵘把陶公诗列于中品，就当时而言，已是给了他相当的肯定和地位了。陶公诗开始有人关注，首先是编《文选》的萧统帮他收了集，但只能算是得到个别机构调研；到唐代开始有诗人关注他，但也是维持“观望”评级；陶公诗被一字拉涨停那得等到苏轼满仓买进，以后陶公诗便一路飙升，牛气冲天了。
对于陶公诗文的评价，确实是宗师级，为诗国之鼎足。作为名符其实的隐士，陶公全身心投入于生活，悠然自得。诗文完全真情实感流露，平淡自然而诗意盎然，深刻把握住人生主题，而直击人心，特别是他安贫乐道的境界，为后世士大夫阶层提供了另一条践行儒家思想的道路，即学做颜回。同样给予了后代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士人另一处向往的地方。
他的诗文是活泼灵动，常读常新的。给古典文学注入了新养分，开拓了新天地，树立了活诗活文的典范。
个人认为，至少明白以上诸点，对陶公诗文，才不至于曲解和流于世俗浅见。
注：此文作于2017.10.30，后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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