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充，字冲卿，福建浦城人，北宋神宗朝宰相。其子吴安持娶王安石之女，长女、次女、幼女分别嫁欧阳修、吕公著、文彦博之子，堪称北宋神宗一朝最顶级的“政治联姻”。
吴充其人，深沉周密，为政一生从头到尾信奉一个“稳”字。在朝局“新旧”党争激烈碰撞，拼得水火不容之时，他始终坚持中立，“非新非旧”，只站在皇帝与国家层面居中调停。
吴充生于公元1021年，有趣的是他与王安石同年同月同日生，并成为儿女亲家。但他并不依附王安石，不认同新法激进的做法，多次向神宗说新法扰民、操之过急。王安石终至罢相后接任宰相，又致力于缓和新旧党争，请求召回司马光、吕公著等旧派，但又不同意推翻新法大局。
《宋史》原文记载：“充内行修饬，性沉密，对家人语，未尝及国家事。为相务安静。”即便是私下里与家人谈话，也从不涉及国家大事，其性格贞静缜密可见一斑。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立派”，在与自己素无交情的苏轼卷入“乌台诗案”这个“必死之局”的时候，居然挺身而出，以极其成熟老练的政治智慧“一言救之”，令人啧啧称奇。
元丰二年，苏轼四十四岁，任湖州知州，因《湖州谢上表》和 旧诗若干被御史指控“谤讪朝廷、讽刺新法、不敬皇帝”，被抓进御史台（乌台）大牢，几乎处死。
公元1079年4月，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5月20日到任，写《湖州谢上表》（例行公文），其中一句言道：“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意思是：皇上知道我笨、跟不上现在的时势（新法），没法跟那些新提拔的人（新进）混在一起；看我年纪大、不爱折腾（不生事），或许还能管好老百姓。
同年七月，新党御史何正臣、舒亶、李定等弹劾，说谢表讥讽朝政、谤讪新法、包藏祸心：
“愚不适时” = 骂新法不合时宜。
“新进” = 骂新党官员是投机小人。
“老不生事” = 骂新党只会生事扰民。
以苏轼公然讽刺朝廷、诋毁新法、藐视陛下为由，神宗震怒下令逮捕苏轼，押解进京。期间严刑逼供、逐字审诗，苏轼一度写绝命诗给弟弟苏辙。
所谓“乌台诗案”，当然少不了“诗”。
御史为了彻底扳倒苏轼，把苏轼多年旧诗全部翻出来，逐句定罪，最致命的有：
《王复秀才所居双桧》：“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苏轼原意为桧树根直，品格正直，只有地下蛰龙懂我（自喻耿直）。 新党王珪解读：陛下是飞龙在天，苏轼不找皇上，反而找地下蛰龙——这是想谋反！幸而神宗言道：“自古称龙者多，何必独指君王？”
又有《山村五绝·其四》：“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原意为农民拿青苗钱（贷款）进城，钱很快花光，孩子只学会城里话，大半时间不在田里。新党指控其讽刺青苗法害民，农民荒废生产。
《山村五绝·其二》：“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原意为老人七十岁还上山砍柴，不是不想吃好的，是穷到三个月吃不上盐。新党指控其讽刺盐税太重，百姓吃不起盐。
《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原意是希望海水变良田，是赞美水利。新党斥责其讽刺朝廷劳民伤财修盐河，不切实际。
《戏子由》《李杞寺丞见和前篇》等篇目又被指骂新法用刑太严、盐法苛刻、新党官员投机……
苏轼入狱后被日夜审讯、威胁利诱，逼其承认“谤讪朝廷、意图不轨”。这是苏学士一生最黑暗的时候，苏轼以为必死，以必死之志写下绝命诗《狱中寄子由》：“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看守苏轼的狱卒甚至已经做好了埋尸准备。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时任宰相的吴充面见神宗，不言“诗案”，漫言历史，问上道：“魏武帝何如人？”（曹操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神宗：“何足道！”（简直不值一提！）
吴充立即言辞恳切地补充道：“陛下动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法，而不能容一苏轼，何也？”（陛下常以尧舜为榜样，看不起曹操理所当然。但曹操那么猜忌的一个人，还能容得下骂他的祢衡；陛下勤学尧舜，为何却偏偏容不下一个苏轼呢？！）
神宗闻言旋即顿悟，心下动容，立刻改口道：“朕无他意，止欲召他对狱，考核是非尔，行将放出也。”（我没别的意思，只是召他来对质、查清事实，很快就放了。）
神宗随即遣使入狱约束办案，狱吏不敢再用刑、不敢深治其罪，最终结案：苏轼免死、贬黄州团练副使，涉案众人均从轻发落。
吴充与苏轼，一生几乎没有私交，连面都很少见，也没有书信来往。两人也不是朋友、不是门生、不是上下级、更没有诗酒往来。年龄上吴充（1021）比苏轼（1037）大16岁，差了一辈。地位上吴充官至枢密使、宰相，居宰执高位；苏轼仅是知州、学士，地位悬殊，根本不在一个“圈子”。
苏轼诗文全集里，几乎没有写给吴充的诗、文、信；吴充亦然。然而就是这种私人关系近乎零的情况下，一向老成持重，不愿介入是非漩涡的“太平宰相”却敢于站出来仗义执言，实在是彰显了他一心为公，仁慈宽厚的长者品德。同样一番话不同的人说出来结果可能相差甚远。就吴充那一句“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法，而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倘若是苏轼的挚友亲朋，又或素来激进“争谏”的官吏说出，不仅救不得苏轼，恐怕只会加重神宗皇帝的怒气值，更加觉得苏轼在朝中果有蝇营狗苟、结党营私之举。只有吴充这样一向老成持重，不爱出风头的“中间派”站出来讲话，让神宗“猝不及防”间意识到“群众”埋在心底的“民意”，也有足够理由相信吴充出此言绝非营救党羽，他根本就没有党羽可言，他就是在老老实实发表自己的看法，对江山社稷对君王一片丹心，故而让神宗皇帝为之动容。
这就是历史上，男人与男人之间惺惺惜惺惺的经典场面。
现实中又何尝不是如此！
男儿相交，有些人性情不投，处世风格迥异，难免话不投机，性情龃龉，甚至互有成见。但遇到对方时运不济而面临困境时，几无幸灾乐祸之心，反而心生感慨，推己及人。遇到“落井下石”者对其极为不客观的评价时，有性情耿介者甚至拍案而起，怒斥佞言，有如此光明磊落襟怀者是为大丈夫也！
金庸写尽“男儿书”，对男人之间的情义刻画得可谓炉火纯青。
《笑傲江湖》里，南岳衡山以莫大、刘正风为长。莫大虽为掌门，但性格孤僻，家境贫寒，虽然执掌衡山却远不如师弟刘正风在江湖上的名望地位。
原因是刘正风富甲一方，为人仗义疏财，喜好结交英雄豪杰，一手“回风落雁剑”威震江湖。因为莫大极少显露山水，江湖上甚至传言“刘三爷”的武功远超师兄莫大先生，只是刘三爷偌大家业，不愿意当这个掌门才让贤的……
直至“金盆洗手”，刘正风一家惨遭灭门。性命攸关之际莫大先生以“百变千幻衡山云雾十三式”一举击杀费彬，救下师弟刘正风拂袖而去。
曲洋叹道：刘贤弟，你曾说你师兄弟不和，没想到他在你临危之际，出手相救。
刘正风道：我师哥行为古怪，教人好生难料。我和他不睦，决不是为了甚么贫富之见，只是说甚么也性子不投。
曲洋摇了摇头，说道：他剑法如此之精，但所奏胡琴一味凄苦，引人下泪，未免太也俗气，脱不了市井味儿。
刘正风道：是啊，师哥奏琴往而不复，曲调又是尽量往哀伤的路上走。好诗好词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好曲子何尝不是如此？我一听到他的胡琴就想避而远之。
令狐冲心想：这二人爱音乐入了魔，在这生死关头，还在研讨甚么哀而不伤，甚么风雅俗气。幸亏莫大师伯及时赶到，救了我们性命。
只听刘正风又道：但说到剑法武功，我却万万不及了。平日我对他颇失恭敬，此时想来，委实好生惭愧……
金庸先生这一段文字的描写，可谓在极其写意又极为细腻的笔触之间痛快又精准地描述出了古人口中的“君子之交”。有想法有能耐的男人之间几乎都会存在对同一事物，同一爱好的不同看法、不同价值取向，继而得出不同的优劣判断。
曲洋是知己、是朋友，但不是兄弟、骨肉；
莫大是兄弟、是手足，但不是知己、挚友。
一个头脑清醒的男人，应该是对自己身边每一个重要的人都会有清楚的定位，是可以戏谑互损甚至开黄腔的发小儿？是循规蹈矩、长幼有序的同胞手足？还是互为敬重，亦师亦友的老友弟兄……
男儿胸襟广阔，包罗宇宙，能容更要能“顺”，理顺一切庞杂之人、事、物，方曰称能。能容人失固为豪杰，能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方为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