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巴山蜀水有直接的联系。对于巴蜀子民，由于地处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气候湿润，物产丰富， 社会生活相对安定。人们自然容易安于富足，重土难迁，与政治中心远离，形成所谓“ 盆地意识”，容易具有较强的排他性，而缺乏开放性。但也正是因为巴蜀四塞封闭的盆地环境，激励、培育了巴蜀人冲出盆地，开放与兼容的“集体文化性格”。
西汉时期的司马相如、扬雄一系及唐朝时期的李白，于其性格与文作都可窥见巴蜀文化“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且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与兼容的“集体文化性格”成为了巴蜀人最大的特色。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生于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 卒于汉武帝元狩六年( 前117年 )。年青时他被文翁派往京师研读“ 五经”，走出了巴蜀。司马相如投在梁孝王刘武的麾下，结识了枚乘这一辞赋大家，为其日后创作《子虚》、《上林》 等著名大赋奠定了基础。到汉武帝时，他的《子虚赋》让汉武帝发出“恨不得与这位作者同时”之叹，他也因此实现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甚至因此确立了他在汉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司马相如文学生涯的发展过程 ，体现了巴蜀人走出了四塞封闭的盆地环境之后，善于学习，善于吸收，眼界扩大，且极具开放性与兼容性。
司马相如与扬雄赋的文章创作，是在开放性之下吸收了南方楚辞艺术的结果。如其赋中瑰丽的想象、华美的词藻、恢宏的气势都带有以《 离骚》为代表的楚辞艺术的特征。宋洪迈《容斋诗话》有云“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扬子云《长杨赋》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此为结构运用之兼容。刘勰评价相如赋曰：“及《离骚》 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 嵯峨’之类聚，‘ 葳蕤’之群积。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此为语言运用之兼容。
司马相如、扬雄等人也能在一片歌颂声中不忘针贬之责，不忘讽谏之意。如《上林赋》所展示的天子游猎场景及篇末的讽谏是司马相如不忘针砭；《羽猎赋序》中“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猎，赋以风之。”乃扬雄不忘讽谏。这也是巴蜀人封闭之外，开放之余地进行的新的创造。
巴蜀有既富且险的特殊自然条件，地势险要，经济发达。《华阳国志·序志》曰：“西土险固，襟带易守，世乱先违，道治后服，固逃逋必萃，奸雄觊觎”。又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蜀中斗绝，易动难安”的说法。带有封闭性的巴蜀地理环境，养成了巴蜀人高傲、叛逆、敢于抗衡的性格。司马相如“常托疾避事”，不与汉武帝当庭关系过密；扬雄“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不拘礼法、不畏权贵、豪放不羁、大胆叛逆。
李白不拘礼法、不畏权贵、豪放不羁、大胆叛逆的性格可说因巴蜀“封闭”的环境而形成，然而李白的思想却是如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书中写的“李白的思想……基本是儒、释、道三家的混合物”这是因为他自小生活在复合型、杂交型的巴蜀文化氛围之中。李白也因此得以吸收各家所长，开阔心境与眼界，解放思想，在诗歌创作上取得辉煌成就。除此之外，李白能在诗歌创作上取得辉煌成就还得力于巴蜀文化的兼容性。
“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东涉溟海,南穷苍梧,北至幽燕,西去陇右,祖国的名山大川都留下了李白的足迹。广泛接触了中华各地域文化：南方的楚文化、吴越文化,北方的齐鲁文化、燕越文化、三秦文化。”李白诗歌最显著的特色之一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想象奇特而夸张，这是因为他曾在楚文化的腹心地带“酒隐安陆，蹉跎十年”。李白离楚后，又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重视传统，重视伦理，质朴务实，富于进取的鲁文化地区长期定居，故而成就了其积极的入世思想。
“李白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有先有后，有深有浅，有主有次，但影响最深的仍是巴蜀文化。”因为巴蜀文化的“封闭”性，他不拘礼法、不畏权贵、豪放不羁、大胆叛逆；因为巴蜀文化的“开放”性，所以他浪漫而积极。
无论是西汉时期的司马相如、扬雄，还是唐朝时期的李白，都受到了巴蜀文化“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特点的影响，也可从中看出巴蜀人开放与兼容的“集体文化性格”已具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