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玛，这位农民的女儿、小镇医生包法利先生的妻子，原本应当度过宁静而平淡的一生——相夫教子，安于外省生活的简单秩序。然而，她沉湎于浪漫主义文学所编织的幻梦，心灵被虚幻的激情所占满，日益对现实感到厌倦与轻视。她渴望一种“伟大”的爱情，如同沉船的水手，在迷雾中拼命眺望那并不存在的白帆。
于是，当风月老手罗道耳弗出现，她几乎毫无抵抗之力。他那精心编排的情话，像是从天而降的救赎，彻底击溃了她残存的理智。整段所谓“爱情”，不过是爱玛一厢情愿的幻想；她被自己心中召唤而来的风暴卷走，沦为情感游戏中的牺牲品。而当她正编织私奔美梦时，对方却毫不留情地抽身离去——只留下她，和一场荒诞的悲剧。
爱玛的遭遇，究竟是谁之过？
或许我们更应叩问的是：在情感的迷途中，女性如何守护自我的完整？比起身体意义上的“守身如玉”，更为根本的是“守心如玉”——在未能真正辨识一个人之前，不应急于将最珍贵的情感托付出去。爱玛之悲，恰在于她把真心献祭于虚假的浪漫叙事，却未看清对方温情面具下的计算与冷漠。
罗道耳弗的独白早已道破真相：
“好家伙，她打哪儿来的？那笨小子打哪儿找到她的？……小可怜儿！巴望爱情，活像厨房桌子上一条鲤鱼巴望水。来上三句情话，我拿稳了她会膜拜你！……是的，不过事后怎么甩掉？”
而他对爱玛所说的，却是诗一般的蛊惑：
“难道爱情不是世上唯一美丽的东西？不是英勇、热忱、诗歌、音乐、艺术以及其他一切的根源？……我们为什么相识？出于什么机缘？我们各自的天性，您朝我推，我朝您推，毫无疑问，像两条河一样，经过千山万水，合流为一。”
如此言辞，华丽而空洞，却正中爱玛这类渴望被爱的女性的软肋。她误将表演当深情，把调情当作信仰，最终跌入自我毁灭的深渊。
因此，在情感萌动之初，冷静与审视远比冲动投入更为重要。世间从不缺乏以爱为名的猎艳者，他们往往具备某些可辨的特征：
其一，他们擅长迅速建立亲密感，通过语言和姿态轻易跨越界限。如胡兰成初识张爱玲时所说：“你这么高，这怎么可以？”一句似是而非的调侃，却霎时打破疏离，令对方心神荡漾。
其二，他们常以“深情—受伤”的形象自居，倾诉孤独与忧郁，激发女性的同情与拯救欲。罗道耳弗就曾对爱玛说：“我郁闷到了极点……我对社会戴了一副玩世不恭的面具。其实，月光之下，看见公墓，有多少回，我问自己：我是不是顶好还是追踪那些长眠地下的人……”
其三，他们轻言爱语，将“我爱你”视作低成本的情感诱饵，频繁赠予不同对象。这三个字于他们而言，不是承诺，而是手段。
其四，他们的激情来得猛烈，退得也迅速。因习惯于追逐的新鲜感，他们无法持续投入同一段关系。一旦热情消退，便会显露冷漠的本相，转而寻觅下一个目标。
诗人李敖曾以一首《只爱一点点》概括这类情感哲学：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
他自称以“登徒子的玩世态度”处理爱情，主张爱不应带来痛苦，只该存留快乐。但这种将情感工具化、去痛感化的叙述，不过是对自我薄情的修辞包装而已。真正有深度的情感，从来勇于承担生命的重量，而非只求浅薄的快感。
要识别这类人，并不困难。只需保持清醒的观察，多看行为，少听誓言。面具总有滑落的时刻，语言也常泄露真实的意图。甚至在必要时，不妨悄悄探查对方的情史——对待即将进入你生命的人，再谨慎也不为过。
“守心如玉”，本质上是对自我价值的珍视，不轻易为虚假的情感剧本浪费真诚。它并不意味着封闭心灵，而是强调在交付之前的审慎与选择。唯有如此，当真正的爱降临，才不至于因疲惫或盲目而错失。
而即使不慎陷入错爱，“守心如玉”者亦能守住底线，及时抽离，不为一段偏差的关系耗尽自己。她会优雅地告别错误，如同拂去衣上的一粒尘埃。
福楼拜在创作《包法利夫人》时曾说：“就在此刻，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同时在法兰西二十个村落里受苦、哭泣。”但事实上，爱玛的悲剧从未被时空所局限。只要世上仍有人迷信虚幻的爱情叙事，仍有人放弃守护内心的清醒，她的命运便会在无数人身上重演。
真正的情感教育，或许应从认识幻象开始，并以回归自我结束。唯有守心如玉，才能在迷雾中看清真心，在爱之中不迷失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