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的月度词：隔离。
10月21日早晨6点，隔离酒店的座机响了一声，我立马接起了电话。为等最后的检测结果，我一夜辗转反侧。8点，我走出了住了22天的酒店。外面的天很蓝，清晨的阳光明媚但没有暖意，冷风阵阵但清冽沁心。自由，突然触手可得。
打车到了预定的酒店，推着一个近10公斤的小行李箱和一个近30公斤的大行李箱到了前台。前台拿出一张表格，要求填写个人信息和近期的行程。我边填表边解释自己刚结束隔离。话音未落，前台工作人员冷冰冰地说到，“表格你不用填了。”我不解地看着他，他的表情比寒冰更冷峻，“我们酒店不接待任何外来人员。”我连忙解释，“我有隔离点解除隔离的证明，上面有卫健委的章和我的健康情况说明。预定酒店前，我咨询过相关隔离点的工作人员，根据北京隔离的最新规定，隔离第22天最后一次核酸检测为阴性就可以在北京市内出行。”
工作人员依然冷若冰霜，“抱歉，我们酒店有自己的规定。”我停住了翻找隔离解除证明的动作，再次请求，“那请问附近有其它可以入住的酒店吗？他们也有相关规定吗？”依旧是毫无温度的声音，“抱歉，我不知道。”
我吃力地推着行李箱走出酒店，风仍在刮，阳光更刺眼了，恐惧再次袭来。我害怕之后在机场也会遭遇同样的拒绝，站在路边给航空公司、机场和海关一一打了电话。
送我的滴滴师傅同情我，在机场附近一个村子里给我找了一家旅店。中午1点，我在旅店住下，仿佛从一个囚笼走进了另一个囚笼。我无法相信，在自己的国家，我遭遇了最恶意的歧视。
22日8点辗转一个多小时到了预约核酸检测的医院，却被告知英文报告无法加急。预约的时候明明承诺可以加急的。无奈，只好从下午开始，每隔几分钟就登录医院公号查询报告结果。直到凌晨2点，才查到报告。赶23号早晨的飞机，于是又是一夜未眠。5点起床，7点到了机场。
因为之前被遣返的经历，从北京机场到香港机场再到伦敦机场，一路上我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生怕再出问题。幸运地是，在北京机场我认识了一对老夫妻，他们飞墨尔本去和儿子团聚。从北京到香港，我们一路同行。他们像家人一样，一直陪在我身边。这是20多天来，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有多想念自己的家人。
24日6点半左右，飞机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排了两个小时的队，顺利通过海关。因为已经错过学校的接机服务，加之之前在国内预定伦敦机场大巴时一直没办法付款，只好临时找车。
9点半左右，出租车在南安普顿大学的一幢宿舍楼前停下。12点，大概整理之后，我一个人步行到附近的超市囤食，为隔离做准备。（英国的隔离规定，入境当天为隔离第0天，允许适当出行。）
我一路凭感觉走，竟然没有迷路。进了超市后5分钟，我的手机响了，拨打的是我英国的号码。先是英文告知我2小时后会有医院工作人员找到我进行核酸检测，然后开始入院隔离。我吓懵了，接通了人工。对方自称是英国卫生部检查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国人，香港口音。我被告知，10月18日我曾出现在上海市安平医院，因该医院现在是疫情高危区，我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即刻入院隔离。
10月18日，我在北京隔离，不可能出现在上海。工作人员推断，我的身份证件被盗用，需要在上海公安局报案调查。于是，工作人员无比“好心”地咨询了自己的上级，并协调帮我接通了上海公安局的电话。
我一直站在路边接听电话，因为害怕再被无缘无故关起来，整个人都在发抖。接通了上海公安局，工作人员询问了我情况。不知道说了几分钟，我突然意识到，上海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也是香港口音。于是，我脑子里立马闪现出国前在英国大使馆公号上读到的关于电信诈骗的文章和提醒。我随即借故说自己在路边听不清楚，需要20分钟走回宿舍挂断了电话。
然后，我给中国领事馆打电话，确定了诈骗的事实。幸运地是，我没有泄露任何个人信息也没有经济损失。后来虽然拉黑了对方电话，但一直有不同号码打电话进来。不我过长了心眼，都没再接过。远渡重洋，我的同胞里还是有人不愿放过我。
10月25日，我在英国隔离的第一天。因为之前的行程耽搁了很多课程，所以我早上5点就起床赶课。窗外有鸟鸣声、雨滴声、准点想起的钟声、不时响起的警笛，悬了很久很久的心终于回到了原本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