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中西交通史专家、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维华先生于1987年6月6日不幸病逝，终年85岁。噩耗传来，我感到十分突然和震惊。我曾经作为及门弟子受教于张维华先生，他一直是我最尊敬和爱戴的楷模。他既是学贯中西、蜚声海内外的著名教授，又是诲人不倦、和蔼可亲的慈祥长者。他以多病之躯为他所致力的事业献出了全部精力。他的逝世，是我国历史科学尤其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一大损失。对于我个人来说，更是失去了一位一直关心、爱护和不断鞭策我进步成长的恩师！自从我毕业离开山东大学以后，云山阻隔，只有两次机会回母校看望张维华先生。在最后一次的拜见中，因当时他哮喘病较重，不能长时间谈话，我在他的家中仅逗留了很短的时间就匆匆告辞。没想到那次的分别竞成了永诀。每念及此，我都悲痛殊深，好生惆怅!
张维华先生，字西山，1902年出生在山东省寿光县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家境贫寒，上不起官办或者国立学校，只能在外国教会办的学校免费读书。他自小勤奋努力，以后考入济南齐鲁大学历史系。在大学期间，张维华先生开始接受西方近代史学思潮的影响，逐渐认识到研究历史绝不能只限于古代文献文宇的校订和诠释，而应该探颐索引，钩深致远，着重分析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他进入北京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探造，从师于史学巨匠陈垣和顾颉刚先生。张维华先生一直非常推崇和尊敬这两位老师。他说过，陈垣先生治史用力极深，其搜集史料之广博及订正辨伪之精深，是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的。而顾颉刚先生的特点则是才力过人，以极为锐利的眼光和卓越的辨别力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在史学界开创了一代新凤。二位前辈的方法虽然不同，其实是殊途同归．均是在历史史实上，力求它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去伪存真，揭露出中国古史的真实面目。
在燕京大学，张维华先生即开始研究明末清初中西交通史。他发表的第一流篇文《葡萄牙第一次来华使臣考》，刊于《史学年报》1933年第一期，曾受到法国汉学权威伯希和教授的重视。伯希和曾专门撰文加以以评介，并进一步同他进行探讨。此后，在洪业先生的指导下，张维华先生积数年之力，精心结撰出硕士毕业论文《明史佛朗机吕宋和兰意大利亚传注释》，由哈佛燕京学社于1934年正式出版。这部著作对错误百出的《明史》欧洲四国传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考据详赅，征引宏富，汇聚海内外成果，发挥一己心得，力求从迷雾中把明后期中国与西欧各国关系的真相揭露出来。几十年来，这部书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赞赏，堪称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一座丰碑。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为名将之再版。
1933年秋．张维华先生回到齐鲁大学任教。他在这一阶段撰写了不少有关我国长城历史的论文，如《齐长城考》、《楚方城》、《魏长城》、《赵长城》、《秦昭王时之长城》、《燕长城》、《秦统一后之长城》、《汉边塞》等文。解放后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长城建置考》（上册），就是张维华先生早尔率先研究长城历史的勤奋之作。
抗战期间．张维华先生辗转来到昆明，在条件极为简陋的情况下，又开始研究早期中俄关系史。他将法国学者加恩著名的《早期中俄关系史》与各种中国史料相互对证，写作了有关中俄政治、军事交往的《读史札记》（《责善半月刊》1940年第5、6期）、《清初平定喀准两部时之中俄关系》（《学思》1942年 第1、2期）和《康熙初年用兵黑龙江之前一幕》（《学思》1942年第12期）等论文。他还编著过一部《早期中俄关系史》书稿（未刊），并同另一教授合译过一部反映18世纪俄国商队在北京进行皮货贸易的珍贵资料（近期已出版刊布）。张维华先生回忆此事时说，从此自己得到一个经验，学习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只要努力去做，顺利的环境干，不顺利的环境也要干，总能有些收获。
1939年，张维华先生同顾颉刚先生等人一起离开昆明，回到当时己迁往四川成都的齐鲁大学工作。在这里，张先生除了开设秦汉史、中俄关系史等课程外，还以饱满的民族感情和深刻的理性思考写出了《明清之际欧人东渡和西学东渐史》，有少量石印本流传，现在已由齐鲁书社出版。这部书在详细考证的基础上，对明末清初中西各方而的交往情况作了准确的描述和精到的总结。与他的成名作《明史佛朗机吕宋和兰意大利亚传注释》相比较，这部著作将许多看起来杂乱无章的史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阐明了其因果关系和规律性。近代世界历史发展已经证明，那种企图避免各民族间文化波轮撞击、互溶的想法显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勇敢地向一切值得自己学习的文化学习，井逐步摒弃、更新种种陈腐的传统观念，使先进文化和本民族原有文化的合理成分融合成为一种更为创新的文化，才能在当今世界的广泛联系中形成独树一帜的力量。张维华先生的史观，恰恰反映了这一“现实”，或者说反映出这种“愿望”。他在谈到编撰《明清之际欧人东渡和西学东渐史》的宗旨时说，新航路开辟之后，中西交通的新局面到清初已入繁盛。而《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无不受到西方列强控制，几乎全袭西欧之唾余。抚今追惜．则以明清之际中西交通为其转移的关键。这一番议论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在成都期间，张维华先生对汉代中西交通史也迸行了认真的研究，写出了《汉张掖郡与骊靬县得名之来源》（《齐大国学季刊》1940年第1期）、《汉武帝伐大宛与方士思想》（《学思》 1942年第4期）、《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第2卷）等论文，特别是《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一文，表现出精深的史学功底，至今为研究者所称道。解放后，他撰著《论汉武帝》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并由齐鲁书社将他有关秦汉史的论述编辑成《汉史论集》。
张维华先生有关明清史的论文也较多，如《明江东卫、都卫、都司建置年代考略》（《禹贡》1931年第4期）、《明代辽东所建置考略》（《禹贡》1931年第7期）、《满族未统治中国前的社会形态》（《文史哲》1964年第10期）、《跋丁耀亢的出劫纪略和问天亭放言》（《山东大学学报》史学版，1962年第3期）、《顾炎武在山东的学术活动及其与李焕章辩论山东古地理问题的一桩学术公案》（《山东大学学报》史学版，1962年第4期）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50年代撰写的《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一书，言简意赅，线索明晰，每次通读，总有一种“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的感觉。直到今天，仍是研究明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的必读之书。
50多年来，张维华先生孜孜不倦地从事历史科学特别是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不断将最新的思想成果贡献给学术界。他一贯光明正大，胸怀洒落，从不趋附众议，投人所好，而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一切事情，治学严谨，学风朴实，淡泊明志，一直保持书生学者本色。他时刻关心国内外形势，不能忘情于祖国的治乱兴衰和经济文化建设。尽管自从1957年后，他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沉浮跌宕，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十年动乱中又屡次遭到冲击，备受折磨。但他并没有动摇对祖国的信念。粉碎“四人帮”之后，张维华先生重新焕发出青春，又撰写了不少极有学术价值的论述，他以前的部分手稿也逐渐得以整理出版。1981年以来，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几次住院抢救。但他仍然兢兢业业，不遗余力地培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关心学校尤其是中西交通史研究室的工作，并担任了名誉主任一职，赢得了后辈的尊敬和热爱。他常常告诫我们，在学习上必须有恒心，保持持久不懈，奋发努力，不投机取巧，老老实实，才能学有所成，才能完成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记得一位俄国学者曾经说过：“学者们化费了惊人的劳动去著述，只有一种劳动较之更繁重，那就是阅读他们的‘学术著作’”。这在历史学界似乎是一种通病。但张维华先生的学术著作不是这样。他的文字总是充满真实情感，毫不做作。既意蕴深长，又简明流畅。他特别善于把积淀在人们心灵汉处的历史因素加以揭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因此非常富有哲理的启迪意义，使人感到他的文章确有一种通透洒脱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他十分不喜欢那种片面追求华丽词藻的作法，而是反复强调史学论文应当使用具有准确科学含义的概念，容不得半点虚假的装饰。只有在自己感触最深的范围内，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功力，才能厚积而薄发，举重若轻，三言两语，切中要害。我从张维华先生的著述，也深深体会到，没有一种不可以简单明了地说出来的思想。最重要的是要努力使自己的思想与读者沟通，只有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探。
张维华先生是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面的一位大家。凡是认真读过他的著述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说他是大家，并不念味着他的学术观点没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也不是说他在50年学术生活涯中所得出的结论都全部正确。实际上任何时代的任何学者都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张维华先生在动乱的历史环境和艰难的客观条件下，潜心钻研，辛勤耕耘，在开拓中西文通史研究领域方面做出了极其有益的贡献，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西交通史的认识，纠正修订了不少错误和偏见。更为重要的是，他较早地将中西交通史研究置于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从而抉发哲学的精微和进步或蹇滞的必然，给后来的研究者打下了极为广阔的基础。这一点足以使得他永垂不朽。
最后，还应提及师母李琼芳夫人。几十年来，她以惊人的毅力陪同张维华先生经受了各种磨难。在张先生晚年病重期间，她更是以挚爱的感情倾注了全部心血。她的无私精神深深感动着我们。在她蒙受这一巨大悲痛的时刻，我真诚祈盼师母节哀顺变，好自保重身体。我知道，这篇短文远远不能充分反映出张维华先生多方面的成就和功绩，只能寄寓千里之外一位学生发自内心的哀思和缅怀，遥祝先生英灵得以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