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候常常区分哪个作家属于天才，哪个作家属于地才。

不说海明威、卡尔维诺和奥威尔们，他们离得太远。

说说离得比较近的作家。比如，48岁的蒋一谈和53岁的迟子建，我觉得他们是地才。

我对地才的判断标准是，从这个作家的写作中能感觉得到他/她在用力，而且他/她有明显低于其最好作品水准的作品。

蒋一谈在25岁时写了三部长篇小说，之后搁笔做起了公司，直到2009年他40岁时重拿起笔开始小说写作，2010年就在新浪4月好书榜上获得了第一名，接连收获了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百花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等分量很重的奖项。蒋一谈有好作品，其中最好的短篇小说要数《鲁迅的胡子》，这部作品里看不到悬念的刻意设置，看不到矛盾的故意点燃，故事行云流水、水到渠成。

后来读了他的《赫本啊赫本》，《栖》等几部小说集，明显感到其中一些选篇和《鲁迅的胡子》相比差了一点火候，比如短篇小说《另一个世界》，在里面能看到预设的鲜明的主旨，缺少了一份内在的韵律。所以我觉得他是地才。

迟子建是我少女时期最爱的本土作家。她的作品非常丰富，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获过矛盾文学奖，长篇小说《伪满洲国》真是史诗级的作品，如果拍成电视剧肯定也是长篇巨制。我记得很清楚，高二时我偶然瞥见我们班一个胖胖的男同学有一本迟子建的书。那个时候网购还不发达，对书的获取途径也是少之又少，那时从来不敢和男生说话的我硬着头皮借来了那本书。可是没过几天那个男生就把书给要回去了，我还没看完呢，这个遗憾在我心里留下了烙印。

后来就把迟子建的所有作品都找来看，直至读到她早期的作品，文字里是一个侧脸伏在桌子上看着窗外山脉而忧伤的少女，“爱上层楼”的感觉呼之欲出。我好像看到那个有着光芒的发光体是一个生活里的照明灯，而不是宇宙中浑然天成的太阳，心里顿时有了一些失落。后来，也越来越能从她的作品里感觉得到她的用力。她有部短篇小说叫《蒲草灯》，字数不多，故事不好。

那时候真的觉得王小波这样的是天才。

如果他还活着，今年才65岁。他对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黄金时代》，《黄金时代》也确实带给他很多荣誉。我那时候觉得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真是好，好到我见了猪都会盯着猪的眼睛凝视一会儿，心想着万一我也碰到那样一头心事微妙眼神犀利的猪呢。

王小波说他写作是觉得他自己有文学才能。

好酣畅直白，好骄傲如一头雄狮，好自如像一股清风。

我感觉诸如《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样的作品，王小波写的时候不用力，逻辑上不用，语言上不用，故事性上也不用。王小波把艺术逻辑作为一种写作手法，我理解他所说的艺术逻辑应该是一种内在的韵律与天赋的语感召唤，无需刻意的悬念和冲突，自在的流水撞击出自由水声。

我简直崇拜这种天才。

直到看到一些边角资料，王小波写《黄金时代》从二十岁写到四十岁，原先是要写的，但是读了诸如图尼埃尔的《少女与死》这样的作品，他感到了害怕，直到四十岁才回过头来写小说。我理解的是，直到四十岁他才有了那份在文字里演绎自己生命内核的勇气和信心。

尤其是看了他和李银河的通信，我看到了写作对他来说是生命的剥离，溯源，回旋，停靠和上岸，是蓬勃难抑的生命力量，更是一种有意为之奋斗的事业。

“我们的生活这么多的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

写小说是王小波有意思的方式，是忽略掉疲惫生活的方式，是生生不息的方式。

王小波分明是一个努力而执着的人，一个纯真烂漫的人，一个对文学很自信又有着无力卑微感的矛盾的人，一个选中了写作并别无他法的人。

这时候我问自己，那么“天才”这个分类会不会不太准？

然后又看到杜拉斯的边角资料，她十几岁开始写作，70岁写出《情人》，她写《情人》时，对文本修改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再也不做区分天才和地才的幼稚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