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表达此时此刻的感受——斟酌判断
为了和病人建立真诚的关系，表达此时此刻对于病人的感受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此时此刻的暴露不能是毫无判断的，我们并不是为了真诚而真诚的。治疗师的所有话都需要经受一个标准的检验：这种暴露是否能够促进病人的利益?在本书里我一次又一次地强调：治疗师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他(她)自己。如果在一个小时里，你觉得病人很远、很害羞、有挑逗性、讽刺的、害怕的、挑战性的、幼稚的等等，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信息，你必须找到把这些信息转化成为治疗力量的方法，就像我在之前的例子里谈到过的，我告诉病人：我觉得被“拒之门外”、或者更接近了、或者因为病人为了挪动了纸巾盒而不停地道歉我感到非常愤怒。
临床实例1：一个病人总是向我描述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但很少对于问题的发展作出描述。我经常觉得被排除在外，并且感到十分好奇。我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例如，什么时候他为了升职的问题直接对抗他的上司，当他拒绝给他的朋友要求的贷款时，他的朋友有什么反应？他曾计划找他前女友的室友约会，这个计划有没有实施?也许我的一些好奇心是窥探性的，来自于我想要知道故事结尾的欲望。但是我也觉得我的反应里面包含着重要的信息。他曾经设想过如果他是我会怎么样吗?他难道没有想过我对他的生活有任何好奇心?也许他觉得对我来说他并不重要，也许他觉得我就像一台没有情感和好奇心的机器。
最后我和他讨论了所有的这些感受(和猜想)，我的坦白使他说出了他的想法，他觉得除非他发现我的缺点，然后对我失去信心，否则我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临床实例2：一个病人在所有的私人和商务活动中感到一种弥散的违法感和羞耻感。在我们的治疗此时此刻中，他的自由漂浮的负罪感经常出现，表现在他谴责自己在我们的关系中的不真诚行为。他讨厌他试图让我感到他的聪明和高智商的行事方式。例如，他喜欢语言，虽然英语是他的第二外语，他仍然极好地掌握了这门语言的细微之处。在治疗之前，他经常会去查字典，找到一些深奥的词用在我们的讨论中。对于他的自我谴责我感到非常沮丧。有那么一刻我能够体验到他的负罪感和自我批判的力量，因为在这一点上我完完全全是一个同谋：从他的文字游戏中，我总是获得了很多乐趣，从而鼓励了这种行为。我告诉了他这一点，然后同时对我们俩进行治疗：“但是我并不是为了收买你才表现得很高兴。毕竟，谁也没有犯罪。我们工作得很好，我们喜欢这种智力游戏又有什么伤害呢?”
一个有天分的治疗师彼得.洛马斯(Peter Lomas)描述了下面一段和病人的对话。这个病人开始治疗的时候使用了他的惯用方式：以一种退缩的、绝望的方式谈起他的孤独感。
治疗师：“你有没有想过我也会感到孤独?我和你一起坐在这间屋子里，你远离了我。你没有意识到我并不希望这样，我想要更好地了解你吗?”
病人：“没有，你怎么会呢?我不相信。你完全可以依靠自己，你并不需要我。”
治疗师：“什么让你觉得我可以完全依靠自己?为什么我会和你有差异?我像你一样需要其他人。我想要你不要再远离我。”
病人：“我能给你些什么呢?我不能想像。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的一生一事无成。”
治疗师：“但是无论怎么说人们喜欢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的成就而是因为他这个人，你觉得呢?”
病人：“是啊，我是这么认为的。”
治疗师：“那么你为什么不相信别人会因为你这个人而喜欢你呢?”
治疗师报告说这次交流戏剧性地缩短了他和病人之间的鸿沟。在治疗结束的时候，病人说：“这是个艰难的世界。”不过他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我是可怜的、不开心”，而是“这对你我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世界，是吗?对你、对我、对在这世界上生活的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
二十九、暴露治疗师的私人生活—要谨慎
对于治疗机制的暴露和此时此地的暴露(措辞要合适)都看起来直截了当和容易理解，没什么问题。但是对于第三种类型的暴露，也就是治疗师私人生活的暴露，就掀起了不小的争论。
如果把治疗师的暴露在连续的分数上评分，我肯定我的分数会比较高。但是我从来没有暴露得太多了的感觉。相反，当我分享了我自己的一些方面之后，总是会促进治疗。
许多年前我的母亲去世了。我飞到华盛顿参加她的丧礼，并且花一段时间和我妹妹在一起。那时我正在领导一个门诊病人的小组。我的合作治疗师是一个年轻的精神科住院医生，他不大确定该怎么做，只是简单地告诉小组说因为我的一个家人去世了，我会有一段时间不在。为了研究和教学需要，小组会面都进行了录像。我回来之后(1周的时间)看了那次小组的录像，感觉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被激发出很大能量的会谈。
在下次会谈中该怎么做呢?因为我十分确信隐瞒我母亲的去世会对小组过程造成伤害，所以我决定完全坦诚，并且回答小组的所有的问题。不言自明的是：如果一个小组积极地回避某个重要问题，那么没有任何一个问题能够被有效地讨论。
在会谈开始的时候，我告诉所有人我母亲的去世，并且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一些人想要知道死亡和丧礼的细节；一些人想要知道我是如何处理这个事件的；一些人询问我和我母亲还有我妹妹的关系。我很坦白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并且告诉他们例如我和我母亲的关系十分难以处理，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住在加州的部分原因，因为加州距离我母亲的住处有3000英里。我告诉他们，在许多方面她都是一个十分暴躁的、有很高警觉性的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这个特点逐渐减弱，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的关系亲近了很多，我一直是一个尽职的儿子。最后小组询问他们在会谈中能否为我做任何事。我回答说不用，因为我一直通过与朋友和家人经常性谈话在处理母亲的死亡。最后，我说我有足够的能量在小组中有效地工作，于是我们转向了小组的问题，而且这是一次十分建设性的会谈。
多年以后，我使用这次小组的录像来教授小组过程。我感到确定的是我的暴露不仅仅为小组移除了一个潜在的“路障”，而且我示范的自我暴露对小组的自我暴露也有所促进。
另一个例子是我在《在对悲痛的治疗中学到的7个教训》(在《妈妈和生命的意义》这本书里)这个故事里描述的，写的是类似的事件。在我马上要见一位丧失亲人的病人之前，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我的妹夫去世了。因为我的病人(一位外科医生)正在危机中(她的丈夫和父亲都去世了)，而我又还有时间去机场，我决定不改变和她的见面时间。在治疗开始的时候，我告诉她我的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并且告诉她尽管如此我仍决定不变动和她的约会。
她立刻愤怒地发作了，指责我试图拿我的悲痛和她的悲痛进行比较。“让我告诉你”，她说，“如果我仍然能够在手术室给病人做手术，你当然能够来见我。”这个事件对治疗非常有用，我的坦白使得她能够表达她的悲痛的愤怒，这使得我们的治疗进入了一个新的、富有成效的阶段。
很久之前，一个同事接待过一位病人，她的孩子因为癌症去世了。这个长程治疗很有帮助，但却没有完全的成功。我的同事在二十年前也失去了一个年幼的孩子，他选择不告诉病人这个事件。许多年之后，病人重新联系他，并且继续治疗。治疗师许多年来一直不能忘怀自己孩子的去世，并且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写了一篇关于自己孩子的死的长文。这次他决定告诉病人这件事。这个对他来说很少经历的自我暴露极大地促进了治疗工作。
如果病人想知道我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是否喜欢某部电影、是否读过某本书、或者是否在我们的会谈中感到难以应付，我都会直接回答。为什么不呢?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呢，一个人如果要和另一个人有真诚的关系，他或她怎么能够同时保持神秘呢?
我们再一次来回顾之前那位批评我用一个更高级的餐馆(而不是旁边的那个快餐招牌)作为指引我办公室方向的那位病人。我当时选择直接说：“鲍勃(Bob)，我想你是对的。我没有说到了Fresca(快餐店)右转，而我本来可以这样告诉你的。为什么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呢?我相信是因为我更愿意把我和一个格调更高的餐馆联系起来。如果让我说‘到了墨西哥快餐店那儿右拐’，我会觉得不舒服。”这么说有什么危险呢，我只是在承认一些很明显他已经知道的事情。只有在得到了我的承认之后，我们才能够转向更为重要的工作——考察他期望我感到尴尬的欲望。
我决不是说治疗师的自我暴露可以取代对病人询问过程本身的探索。而是两者都要做!一些治疗师喜欢对这样的问题作出如下回答：“我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不过首先我想要对你询问的这个问题本身有尽可能的了解。”有些我也会用这种方法，但是在坚持某种顺序(“你先然后我再说。”)上，我很少会发现任何优势。如果是一个新病人的话，我通常会选择自我暴露来作为示范，并且记住这个事情以便以后再次处理。
如果病人很少问问题，那么他们的提问可以看作是治疗的材料，你一定要重新提到这个事件。这时必须考虑时机。通常治疗师会选择等到这一段交流结束之后，或者甚至等到下一次治疗，才会以如下方式说：“我感觉上周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你问了我一些私人的问题。我们可以再来看看吗?你对我们的交谈有什么感觉?什么让你能以这种不同的方式接近我，你对我的回答有什么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