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地理学"

"激进地理学"(Radical geography)这个表达法属于1960年代末。那时候，传统地理学还跟军事和帝国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年轻的地理学家们——英国的Doreen Massey，美国的《对立面》(Antipode)杂志等等——试图在学科内部建立一个左翼流派。我们深受反殖民话语、反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影响，但我们各自的政治文化背景太不同了，无法囊括在"马克思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特征之下。"激进地理学"这个说法更适用于我们多种多样的介入行动。

"批判地理学"(Critical geography)是晚些时候的命名，跟女性主义、酷儿和生态问题同一时期出现，但是它的对象很快变得非常分散。1989以后——那是高喊埋葬马克思主义的时期——那些像我一样将反资本主义批评看得至关重要的人，在"批判地理学"领域越来越边缘化。因为这样，我不太喜欢这个说法了。我经常思考，从此批判地理学要批评什么……如果不是批评其他地理学家的话。我更喜欢停留在"激进地理学"的观念中。

空间修复"(Spatial Fix)

在英语中"fix"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是安置的意思，在空间里装载什么东西。另一方面它指的是解决问题这件事，给问题一个解决办法:我们也说"技术修复"(technological fix )"政治修复"(political fix)；而药品词汇表里，fix解决焦虑情绪的注射。

我说的"空间修复"指的是这两种意思。

• 让我们从这个观念开始——资本主义的动力在于资本的增长:在于资本壮大和吞并的必要性。我的一大问题就是要知道它在何处增长。观察资本主义的历史，似乎它总是用空间扩张回应增长的需要，也就是说投资新的土地。1970年代危机的解决办法之一(修复之一)就是全球化:全世界，尤其是中国，向资本开放。在此意义上，地理扩张和重组总是成为解决资本吞并问题的办法:这是空间修复(解决)的第一重意义。
• 但是具体而言，似乎资本也"驻扎"在空间里，嵌在空间里，然后重塑空间:人们建高速公路、港口、铁路。我们生活的世界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特征就是土地上的固定资本。
• "空间修复"的两种意思明显连起来了。更确切地讲，第一个意义取决于第二个。当中国要向资本积累开放，准备之一就是为集装箱化修建运输、交通线路以及港口基础设施——一切在空间中"就位"，也就是固定下来了。大多数时候，如果不对这样的固定资本做初步投资，似乎就找不到解决资本吞并的办法:资本向中国移动曾经是困难的，因为那里没有相应的运输和交通基础设施。这就导致了我所说的"资本主义集装箱崇拜"，它就是建设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期望产生空间修复的结果。

乡绅化(gentrification)

城市的权利

在纽约，城市的权利在今天被腰缠万贯的市长和他的行政班子、金融家和赞助者优先取得。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公共空间被企业控制，公众无法进入公共空间。音乐家过去在华盛顿广场公园随意演奏，现在被赶走了。几百万美元被用来重建公园，这中间有一个咨询过程，但是当人们想要抓住这个机会时，建筑师的回应是:就是这样，没别的。结果，种植面积增加了，这里成为被极度监视的漂亮地方，人们星期四可以坐在某块草坪上，星期五可以坐在另一块草坪上。

《城市的权利》(Right To The City)主张的运动之一就是将许多空间改造成真正开放的公共地点。这也会涉及跟美国政策之间的有趣抗争:宪法保障集会和示威的权利，但是没有公共空间行使这项权利，因为想示威的那些人被赶出来了。一段时间之前，我们曾试图组织反对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示威游行。我们想去中央公园，可是这个空间现在被一个私人组织管理着，他们花了非常多的钱来维护草坪，那么你们明白的，我们不能冒着破坏草坪的危险！总之，在政治表达上，草地的权利战胜了人民的权利！

我在一部关于公共财产的集体著作中写过，应该将公共空间建成"共同的"，这样才能恢复它的政治效能。这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诉求之一。这其中的政治权力显然是敌对的，可是这恰恰是个信号，表明集会和结社的权利越来越受到空间充公的限制。

总之，环境问题是关键的政治问题，也从此是激进地理学的重点研究领域。但我不相信我们能将它与城市问题分开看待。不经由对城市化的激进改造是没有办法解决环境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