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开始介绍了管仲和商鞅的改革，两人同在春秋战国时代，在此对二人的经济措施进行对比。

管仲主持经济变革大概60多岁，人生阅历比较丰富，而商鞅当时大概30左右，虽然遭遇失败，但是年轻气盛，手段比较强硬。

从变革涉及的方面来说，管仲是个专才，改革主要是经济方面；而商鞅可以说是一个全才，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改革。

管仲把社会分为士农工商这四个阶层，而商鞅更加极端，他试图把当时秦国的人分为农民和军人，方便管理。

如果说管仲的改革更加开放，他支持外国商人到齐国从事商业，他的想法是把收税的范围扩大，不仅受齐国人们的税也收外国人的税。而商鞅的做法是加重秦国人的税收来保证。

对于粮食问题，管仲是实行国储粮制度确保粮食安全，而商鞅是实行重农抑商，让大多数人从事农业活动来保持粮食的安全。

商鞅有着过高的纯粹理想，他试图控制人的自由和思想来方便管理，他废除世卿世禄制度，直接损害当时贵族的利益。

从影响来看，管仲是跨越了时代对现在中国有重要影响，而商鞅的君主制一直影响了古代中国两千年。

汉朝建立后，作者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是中央权力过于集中。所以在前期的汉朝使用放权让利式改革，社会呈现欣欣向荣之势，但是到后来也有自身不可避免的缺点，正如作者所说的四大利益集团出现失衡，地方诸侯势力大，打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渐渐意识到地方的威胁。

这时候需要一个铁腕皇帝来加强中央的权力，而汉武帝正是这样的人，他首先在：一、政治上使用推恩令来削弱地方诸侯的力量，在思想上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二、在经济上主要推行国营化经济政策，由桑弘羊来进行主持。把铸钱、盐铁和酿酒国营化，在流通领域的变革开创了先例，采用均输与平准，对流通中的零售和批发商品进行管控。三、在税收上，采用告缗令和算缗令，对于有产者按照比例进行征税。

汉武帝变法在国富的时候，主要是与民争利，从后期汉武帝颁布罪己书可以看出有些政策有一些后遗症。桑弘羊在与当时的儒生讨论经济问题时，向儒生问了三个问题难倒儒生，“桑弘羊之问”至今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可见他的问题十分有远见。

在西汉时，世家力量增大，对当时的经济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王莽新政试图改变这一现状。王莽的五均六筦政策、币制改革、土地改革等措施试图改变经济状况，他的设想是以儒家为代表的理想化政策，但是改革政策过于变化和反复，既没有国强也没有民富，两头不讨好，最终以失败告终。王莽面对的正是世家势力上升的时期，后来光武帝刘秀试图改变，但是还是以失败告终。

在隋唐时，科举制的实行和世族势力的衰弱为国家中央集中力量进行改革提供了方便。

唐朝在开国之初，为恢复经济主要是采取放宽国家专营制度。唐朝在实行公廨钱制度，相当于是国家向富人强制贷款，国家的利息虽然高，但是商人在一年后可以在家庭中选一个人当两年的官，这是国家和富人的利益交换，公廨钱起到了高薪养廉的作用。

在桑弘羊之问中，有问战争的开支从何处出?李世民让地方来养兵，中央的财政减少，但是造成后期地方割据势力不能控制。唐朝前期的政策，充分放活民间的经济，城市经济繁荣，出现国际大都市如长安。

但是正如作者所说，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失衡，导致安史之乱爆发。

唐中后期，加强中央的措施开始实行，在经济上恢复专营政策。刘晏主管国家财政，对于统销统购改成“民产—官收—商销”的模式，减少了行政成本，而且兼顾了官方和商人的利益，刘晏是一位良好的利益分配者。在这种情况下，唐德宗试图削藩，但是失败，后来中央又把专营制度让位于地方，靠着羡余制度来维持朝政。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宋朝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民间较为宽松，国家专营的范围扩大，商人财富不是特别多。因为当时的军队多，军费开支大，以及允许官员从商有关。这种经济措施造成贫富差距大、土地兼并严重，宋神宗为改变这一现状任用王安石进行的改革。王安石颁布了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疫法等，这些措施在表面上理解是十分为人们着想的，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就让政策变了原本的初衷，王安石在这场改革中并没有获利，好心却办了坏事。后来蔡京用王安石的这套政策把集权推到极致，少数人获利。

在王安石变法的同时，西方已经发生悄然的变化，西方自由城市和大学出现，中西方文明出现大分流。

在明清时期主要是追求稳定，作者认为四大基本制度恶化：中央集权高度集中、思想统一于四书五经、在学府上控制人的言语、管制宏观经济。主要实行铁桶阵和散沙术，对外隔绝对内严控。作者认为这是王安石变法后人们对于变革创新的恐惧，所以形成一个“超稳定结构”。

在19世纪时，这种“超稳定结构”被打破，列强入侵和国内反清运动，如白莲教运动、太平天国等。在清朝前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渐渐被打破，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差不多同时发生，但是结果却不同。明治维新进行了全方位的变革，而当时的清政府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清末新政才断断续续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变革。

如果当时中国把这三次运动同时进行的话，可能结果会有所不同。洋务运动主要是在经济层面学习西方，维新变法试图在制度层面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清末新政虽然是自上而下，但是并没有涉及废除封建政权，而明治维新在一开始就进行宪政变革等来摧毁封建政权。

民国时期在经济上呈现明显的不同，北洋军阀时期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在思想上抛弃原来的儒家思想和精英人才在体制之外、对经济进行放任的态度；而国民党民国实行“统制经济”，对经济进行控制。北洋军阀时期，民营控制金融业、纺织业和面粉业，这与当时地方势力较大有关；到蒋介石统治民国时期，主张国家主义，在经济上，首先把民间组织瓦解或者直接由政府控制，放行国债与银行捆绑等政策，这些政策导致民间活力不足，大量的通货膨胀让人们失去对民国政府的信任。

作者认为中国成立后，中国也进行了几次经济改革，改革过程曲折，有成就也有问题。

最后作者对于中国的经济未来发展做了简单的分析，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集权对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做了重要贡献，但是中央集权和市场自由化的冲突，中国将怎样面对这一问题。对于国外所说的“东亚模式”即前期发展快，后期发展慢将采取何种措施；以及怎样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面对互联网等新的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不可知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将何去何从。

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并不受到国外学者的认可，但是主体上来说作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符合自身的国情的，有自己发展的逻辑的。中国现今基于自己的情况，对经济进行调整，问题是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