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虽然战火纷飞的年代越来越远，但是，要铭记，现在的和平幸福生活是先辈历经千难万苦换来的。十二月一日对于现在的人们只是一个月新的开始，但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的那天，昆明的学生身处战火之中，斗争着。
昆明市区有一条街道命名为“一二一大街”，为纪念昆明一二・一事件牺牲的烈士，从此取名为“一二一大街”。
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但国民党政府却坚持一党专政，并在美国支持下奉行内战政策。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便背信弃义，向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各解放区发动进攻。为此，11月5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处于全国民主运动中心的昆明青年首先行动起来，迅速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
11月19日，重庆各界代表郭沫若、沈钧儒等500余人举行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11月25日晚，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时事晚会，到会者达6000多人，民主战士吴晗、周新民、闻一多参加了讨论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了讲演。演说正进行时，包围会场的国民党军队突然用冲锋枪、机关枪、小钢炮对会场上空射击，进行恐吓。
次日，昆明3万学生为反对内战和抗议军警暴行宣布总罢课，提出立即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口号。学生组织了100多个宣传队上街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和追捕，许多学生受伤。12月1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途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死西南联大（现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等4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先生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记载：“十二月一日，从上午九时到下午四时，大批的特务和身着制服、佩带符号的军人，携带武器，分批闯入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联大工学院，师范学院，联大附中等五处，捣毁校具，劫掠财物，殴打师生。同时在联大新校舍门前，暴徒们于攻打校门之际，投掷手榴弹一枚，结果南菁中学教员于再先生中弹重伤，当晚十时二十分，在云大医院逝世。同时在联大师范学院，正当铁棍、石头飞舞之中，大批学生已经负伤倒地，又飞来三颗手榴弹，中弹重伤的联大学生李鲁连君，仅只奄奄一息了，又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被暴徒拦住，惨遭毒打，遂至登时气绝。奋勇救护受伤同学的联大学生潘琰小姐，已经胸部被手榴弹炸伤，手指被弹片削掉，倒地后，腹部上又被猛戳三刀，便于当日下午五时半在云大医院的病榻上，喊着‘同学们团结呀！’与世长辞了。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君，闻变赶来救援联大同学，头部被弹片炸破，右耳满盛着血液，红色上浮着白色的脑浆，这条仅只十七岁的生命，绵延到当日下午五时在甘美医院也结束了。此外联大学生缪祥烈君，左腿骨炸断，后来医治无效，只好割去，变成残废。总计各校学生受重伤者十一人，轻伤者十四人，联大教授也有多人痛遭殴辱的。各处暴徒从肇事逞凶时起，到任务完成后，高呼口号，扬长过市时止，始终未受到任务军警的干涉。这就是昆明学生的民主运动，和它的最高潮‘一二・一’惨案的概略。‘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也就在这一天，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从这天起，在整整一个月中，作为四烈士灵堂的联大图书馆，几乎每日都挤满了成千成万扶老携幼的致敬的市民，有的甚至从近郊几十里外赶来朝拜烈士们的遗骸。从这天起，全国各地，乃至海外，通过物质的或精神的种种不同的形式，不断地寄来了人间最深厚的同情和最崇高的敬礼。在这些日子里，昆明成了全国民主运动的心脏。从这里吸收着也输送着愤怒的热血的狂潮。从此全国的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更加热烈地展开，终于在南北各地一连串的血案当中，促成了停止内战，协商团结的新局面。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这愿望不能立即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乏的人都振作起来，而每一个反动者都战慄的倒下去！四烈士的血不会是白流的。”“四烈士以大无畏的气概、大义凛然的气节，为争取民主，勇于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牺牲时，四烈士中年龄最大的潘琰30岁，最小的张华昌才17岁。”
惨案发生后，昆明3万多师生立即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在继续坚持罢课的同时，每天出动100多个宣传队到街头、工厂和郊区农村宣传。从12月2日起，昆明为四烈士举行公祭。
政府当局的暴行激起了广大师生的斗争。12月2日，罢课委员会为四烈士举行入殓仪式。从12月4日起，全市大中学教师400多人公开声明“无限期罢教，直到学生复课为之。”
从12月4日起举行公祭，四烈士灵堂设在联大图书馆，四烈士画像前挂着“党国所赐”四个大字，墙上张贴、悬挂着千余副挽联、挽诗、吊唁文电，展出烈士血衣，控诉反动派的暴行。在继续坚持罢课的同时，每天出动100多个宣传队到街头、工厂和郊区农村宣传。在一个半月公祭时间内，约有15万人次、700多团体参加祭奠，而当时昆明人口仅约30万。公祭共收到约3000多万法币。重庆、成都、上海等近20个城市的学生、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也以举行追悼会、示威游行等方式支援昆明学生，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席卷了国民党统治区。中共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都发表社论和文章，陕甘宁边区也举行群众集会支援昆明学生。
12月11日，卢汉到学校灵堂致祭并与学生代表座谈。罢课委员会提出的惩凶、保障人身自由、取消非法“禁令”等复课条件，云南省政府当局都被迫公开口头表示接受。“公审”并枪决了杀害学生的凶手，并免去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的职务。联大、云大学校当局也在学生要求下，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2月23日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公布“一二・一”惨案经过，表示抗议当局暴行。“一二・一”运动，在全国掀起了反内战、争民主的高潮，揭开了抗战胜利后学生运动的序幕。
云南省共产党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原则，决定暂时结束罢课，动员群众复课。在五项复课条件已基本得到解决的情况下，“罢联”（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通过了《复课宣言》。12月25日，罢课委员会正式发表复课宣言，27日正式复课。
一个半月中，参加公祭的各界人士有15万人，近700个团体。全国各地学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声援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延安各界举行群众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赞扬“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指出“我们正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全国学生和昆明市民对昆明学生的支持和声援，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迫使国民党“公审”并枪决了杀害学生的凶手，并免去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的职务。这次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对以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一二・一”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是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标志，是继“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之后树起的第三个民主运动里程碑。
为纪念烈士，在西南联大校园（今云南师范大学）内修建四烈士墓。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3月17日举行了30000人参加的出殡示威游行，昆明3万余名大中学师生和各界人士组成出殡队伍，佩戴黑纱白花，庄严肃穆走过昆明街头。沿途散发《为“一二・一”死难烈士举殡告全国同胞书》、《告三迤父老书》，呼吁全国人民“粉碎反动派破坏和平事业的一切阴谋”。当天下午，殡仪队伍回到联大本部，举行公葬四烈士仪式，闻一多、吴晗等教授作了悲愤讲话。至此，“一二・一”运动胜利结束。随后将四位烈士安葬在这里。解放后，四烈士墓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起又在墓前左右侧修建“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展出有关图片、文物。在“一二・一”四烈士墓旁，还有闻一多先生衣冠冢、李公朴先生墓，四烈士墓旁有西南联合大学教室旧址。“一二・一”四烈士墓墓道前方矗立着两根石柱，顶端是鲜红的火炬；石柱基座上，刻有闻一多先生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墓后石屏为自由神浮雕，浮雕下，刻有悼诗：“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里。死者，你们怎么走不出来？我们在这里，你们不要悲哀。我们在这里，你们抬起头来。哪一个爱正义者的心上没有我们？哪一个爱自由者的脑里没有我们？哪一个爱光明者的眼前看不见我们？”
1995年，为了纪念此次运动，昆明将环城北路西自西站立交桥，东到小菜园立交桥的一段便改名为“一二一大街”。这就是一二一大街的由来，虽然更名时间不久，但它却承载了历史的沧桑，见证了岁月变迁。如今这里风光正好，充满生机，在春城几十年的蓬勃发展下，这里俨然成了一道令人陶醉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