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三年,

弘历早已坐稳江山并开创了康乾盛世,彼时当真是一派政兴人和之象！

而盛世之下，一场名为“叫魂”的妖术却在华夏大地上盘恒蔓延。

“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 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

但叫魂一案最终证明不过是皇帝的专制臆想，各地呈报的有关案宗无一不是屈打成招之冤案。

此案也就在历史的嘘声中走向终结，草草收场埋进尘封的历史之中。

那么盛世之下何出如此荒谬绝伦之案件呢？号称“十全老人”的弘历又为何会做出如此荒唐之判断呢？

一、虚幻的盛世与镀金时代

中国传统社会常用“盛世”二字歌颂明君德政，汉有文景之治，唐有贞观之治，清朝便是弘历与其祖父共建的康乾之治。

但在孔飞力先生看来，“乾隆的盛世不过是镀金的假冒伪劣产品，实质是一个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社会基本问题的受困扰社会。”

中国传统社会自唐宋以降，由于无法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导致后世一直在政权更替的循环中打转，元明清三朝皆是如此。

彼时乾隆眼中的盛世，中国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统治政权稳固、社会环境稳定、百姓似乎也无怨言。

而在普通老百姓眼中的盛世可能有所出入，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带来的更多是普通人的艰辛劳作，对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所谓盛世的现实或许只是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

乾隆年间，墨西哥白银大批流入中国带动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推动了物价飞升，尤其是稻米的价格；另外中国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巨大的发展鸿沟随即带来了人口迁移与流动。

流民中的一部分为生计奔走四方，他们或成为乞丐、或转投佛门四处化缘、或成为道教术士。

而这些社会底层的流民既被官僚体制视为威胁社会稳定的不安全因素，又被本土社会成员视为社会资源的争夺者，甚至会被认为是各种超自然力量的化身而带来安全威胁。

综上，所谓康乾盛世或许只是在既有生产力条件制约下的僵局社会，所谓“不日新者必日退”，盛世也在这发展僵局中走入下坡，叫魂案便在此中孕育而生。

二、叫魂案之各怀鬼胎

叫魂妖术起初只是坊间口口相传的谣言，官僚阶级认为所谓叫魂不过是愚民之语并不当真，真正掀起叫魂一案的是乾隆皇帝。

在叫魂案这场荒诞闹剧中，皇帝、官僚阶级和平民各怀鬼胎，多种内在动因的合力促成了历史长剧中的这幕插曲。

1. 乾隆：政治维稳与整饬吏治

首先，清帝国的统治者有别于前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需要时刻提防政权颠覆的危险。而辫子可以说是清帝国政治统治的象征，清朝统治者自入关伊始便强力推行剃头留辫子，甚至因为南方抵制剃头而屠城。

叫魂案中却出现”剪辫子“的现象，所以乾隆皇帝判断背后潜藏着威胁清帝国政权稳固的巨大阴谋，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政权颠覆，便敕令各地官员彻查叫魂案，尽快将妖首捉拿归案。

而且，叫魂案中的主角是一类可与神灵沟通的人，这可能会在民间产生新的神灵信仰，直接威胁传统儒家意识形态中的君权神授观念，会让普通民众对帝国的政权合法性产生质疑，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所不能容忍的事情。

其二，叫魂案早期各地官员对此均不置信，也都极为默契地没有向皇帝报告此案。因此当乾隆皇帝从其遍布各省的探子处得知此事后，便对帝国官僚体制在经过百年汉化后的僵化腐败而大为恼火，所以乾隆皇帝便选择借此事来整饬官僚体制。

综上，叫魂案之所以能引起官僚系统的强力清缴，其根本原因在于帝国统治者对叫魂事件的担忧以及对官僚体制僵化的恼火。

2. 官僚体制：自我保护与政治献忠

叫魂案早期，各级官员秉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宗旨，并未将相关案件上报朝廷，只当是愚民之语，力图将此案导入日常的管理体制当中。

如此一来，既在皇帝面前维持了主政稳定的形象保住了官位，又可以躺在日常行政管理体制中坐享官僚体制之乐。

而当帝国最高统治者知晓叫魂案并问责各方行省官员之时，官僚体制中的成员敏锐地察觉到这不仅仅是不及时上报案情的问题，更是一场考验官员体制政治性的问题，叫魂案在皇帝眼中不仅是官僚体制的隐瞒不报的例证更是阴谋造反的代名词。

如此一来，在乾隆皇帝的训责声中官僚机器终于全速运转起来，在十二省掀起清缴妖术捉拿妖首之风。

这场叫魂案既是官员展现个人政绩能力的舞台，更是向皇帝表明政治忠心的关键时机，处理得当不仅可以维护自身在皇帝心目中的形象甚至可以平步青云，处理失当则可能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

所以，在这场叫魂案中的官员们或出于自保、或出于谋求进步，他们在皇帝的强大压力下生产出各式冤假错案，希望能向上交差让此事早翻篇。

3. 民众：狼人、村民和隐形猎人的集合体

叫魂案中最特殊的群体是民众，如果说这是一场大型狼人杀的话，那么民众便饰演了村民、狼人甚至猎人的多重角色。

首先，对于最广大的民众来说，他们是无害的村民并且深受叫魂妖术烦扰，彼时的普通人在面对此类涉及超自然力量的谣言之时缺乏理性思考能力。

他们如同西方学者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所描述的群氓一般，迷信于此类妖术谣言而陷入一种群体性无意识状态中，最终发展成一种群体性疯狂，而且这种疯狂在正常路径中难以得到有效规制。

同时，村民中由于各种原因被指控出现了所谓的狼人——也就是叫魂案中掌握妖术的妖人。起初出现这些所谓的妖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对外来陌生人或是社会边缘群体的排斥，而且对那些看似可与神灵沟通的群体（僧侣、道士）有敬畏之心甚至恐惧感，出于这种自我保护的心理便出现了这类妖人妖术的传言，民众甚至将其扭送官府要求严办，而且出现了诸如剪辫子之类的导演桥段。（或许普通民众也能认识到辫子在清朝的重要象征意义）

但随着叫魂案愈演愈烈，村民中还演变出了一类影子猎人，他们举报妖人妖术行径要求官府查办。普通民众原本游离于清帝国的政治治理体系之外，普通人除了通过科举进入官僚体制获得权力外并无其他有效获取权力的途径，在人治大环境下所谓律法条例也是空谈并不能给予众人以有效保护，但当政府开始正式审查叫魂案之时，部分人认识到这其实是一种久违的权力感，他们可以编造情节置人于死地，借用合法暴力机关的力量来打击异己。

叫魂案的正式立案调查，其实正是将一把上膛的猎枪扔在看似空无一人的大街上，每到夜晚时分村民便走上街头拾起这把猎枪抬枪杀人，随后便又隐匿于苍茫的夜色之中。

民众在这场叫魂案中或许是注定的悲剧角色，村民也好、狼人也罢他们都是这场闹剧中的受害者，当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三、叫魂案之再思考

孔飞力先生关于叫魂案的细致梳理实质是从皇帝、官僚、平民三个视角来阐述的，以小见大向我们描绘了在那个官方盛世的时代下的芸芸众生。

在君主专制顶峰的清朝，皇帝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受约束的，但即便是皇帝权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仍然要受到社会发展条件的限制、受到满汉矛盾的制约、受到满族汉化问题的影响。弘历是孤独的，他要独立对抗业已形成官僚体制，他既要依靠官员对全国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又对其中存在的谨言慎行、人情关系、官官相护时刻感到担忧，他也想借着叫魂案处理不力的由头好好整饬吏治，敲打汉族精英以及那些沾染官场恶习的满族官员。

官僚集团在这场叫魂案中，孔飞力先生说他们是在谨慎地喝彩，他们的言行举止其实更多地是在揣摩上意，力图在风云诡谲的官场环境中求得平安稳定。

普通人的表现或许是更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一方面盛世之下的个体当发现努力并无价值之时，律法并不能给予自己有效保护之时，他们或会沉沦或会麻木，他们会选择在长时间的沉默后选择性地爆发，而且这种疯狂本身往往是难以掌控的。

最后，当我们翻阅这本书之时，或许会觉得历史与现实有所照应，那可能是现实中仍然存在历史的影子，或许太阳底下从来就没有新鲜事儿。

正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是也。但如果不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尽管历史告诉我们人类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叫魂的幽灵依然会以新的形式重返人类世界，重新上演一番荒诞戏谑的历史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