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梁振
现在的娃娃们开口闭口都是“姥姥”，这称呼听着总像是隔着一层纱，透着一股子生分。我们那辈人，喊的是“外婆”，叫起来唇齿相依，亲切很多。那时候也没什么挂在嘴边的“母亲节”，日子过得粗糙，感情却像灶膛里的炭火，藏在灰里也烫手。
我是唱着《外婆的澎湖湾》，似乎闻着那股子海风长大的，但我的外婆没住在澎湖湾，她住在桂北都庞岭深山的褶皱里。那地方路不好走，去一趟，真得脱层皮。
有一年，也就七八岁光景。那天晚上，母亲跟我说：“早点睡，明早六点起，去外婆家。”那一夜，我是睁着眼熬过去的。眼睛瞪得老大，看着窗外的月亮光光，心里头唱着“月亮光光，照着外婆洗衣裳”。那时候去外婆家，真是一场大迁徙。先走十来里山路去圩上，就为了赶那唯一一趟从县城开出来的过路车。要是错过了，或者不想等，就得翻山越岭、过江渡河，全程砍山路几十里，那更是遭罪。
那天我和母亲是跌跌撞撞走到外婆家的，中午时分，脚底板疼得火辣辣的。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屋里空荡荡的。邻居说，外婆在生产队里正忙农活呢。
图片
我跑到村口的田埂上，看见外婆瘦小的身子在一堆猪粪前佝偻着。那时候生产队里，她被分派去挂猪粪、挑肥。那股子味道，混着泥土的腥气，是我童年记忆里最真实的“外婆味”。
收了工，外婆顾不上拍打身上的尘土，看着我们风尘仆仆的样子，叹了口气：“乡下没有什么东西可招待的。”她转身揭开灶上的大鼎锅，从滚水里摸出两只热气腾腾的蒸红薯，递给我和母亲：“先垫垫肚底。”
接着，她开始忙活。米缸里舀米煮饭，架起那口被烟火熏得漆黑的“扒锅”，放进一勺珍贵的花生油。从酸坛子里抓出一把通红的酸辣椒，“刺啦”一声丢进热油里，那股子酸香味瞬间就把我肚子里的馋虫勾出来了。接着，她又像变戏法一样，在火笼头的坛子底里摸出两只鸡蛋。
图片
“滋啦——”鸡蛋在锅里滚着，满屋子都是酸辣椒煎蛋的浓香。趁着煮饭的空档，外婆把两只土芋和红薯埋进灶膛里的热灰里。
饭好了，菜好了，外婆端出三只小碗。那时候没什么好菜，就这一碗酸辣椒煎蛋，我和母亲、外婆三人，吃得额头冒汗。饭刚吃完，外婆扒拉开灶膛里的灰，那烤得焦香流蜜的红薯山芋也熟了。我们一人一个，烫得左手换右手，嘴角边沾满了黑炭灰，也顾不上擦。
图片
后来我读书，考学，进了城。自己也成了父亲，肩负起上有老、下有小的担子。日子像流水一样快，外婆活到百岁，安详地走了。直到她最后那几年，我每年回去，她还是要颤颤巍巍地给我弄吃的。我赶紧拦住说：“我自己来吧。”她也不坚持，就坐在灶膛边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满足。
再后来，我也年过花甲，母亲也在耋耄之年后离世。有时想起母亲，也会想起母亲的母亲。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一份心，从外婆传到母亲，如今又压在我的肩头。
如今，我也成了城里人。街头巷尾总能见到卖烤红薯的摊子，那红薯一个个被烤得油亮，包装精美。有时候路过，我也特意买上两只。
可咬上一口，那味道是甜的，也是软的，却总归不是那个味儿。
我吃不出灶膛里草木灰的香气，也吃不出那种翻山越岭后的饥渴，更吃不出那个刚从猪栏里干完活回来的老人，藏在粗茶淡饭里的那份心安。
原来，母亲的母亲叫外婆。而外婆做的饭，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米其林餐厅都复刻不出的，独一份的滋味。那滋味里，藏着一去不复返的光阴。
